求“生的歡樂”的自然科學家陳範予，有時則像拄着拐杖走路的小說家王魯彥，他們都是他非常親近的老朋友，雖然他們生前的經曆與汪文宣并不一樣，但他們的生活，他們所走的坎坷道路，卻是這樣的相似。
他們都是善良的知識分子，有善良的願望，但在社會上卻受欺淩，受壓迫，為生活所逼，走投無路，最後都不免患肺病咯血死去。
巴金甚至有時以為汪文宣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他想如果他不是因為有某些機緣，使他從事現在那樣的工作，他也完全有可能後來變成汪文宣這樣的人物。
因為汪文宣這樣的人在當時社會裡太多了，他生活中所産生的矛盾，和他悲慘的結局，是當時知識分子普遍的命運。
巴金寫這部小說，寫得很快，也寫得非常順利，比寫《火》的三部曲不知痛快多少倍，好像小說裡的人物與他在一起生活，一起流淚，一起歎息。
每個晚上，他總覺得自己又回到重慶的民國路上，他看見人們因物價飛漲而愁喪了臉，因生活苦悶而不斷喝酒，因心境惡劣而借細故發脾氣，吵罵，打
架，自殺……
《寒夜》是在1946年8月出版的《文藝複興》第3卷第1期開始連載的，當時是邊寫邊登。
1946年12月的最後一個晚上，他就把《寒夜》寫成。
因此，1947年1月出版的《文藝複興》第3卷第6期也就把這部長篇連載結束了。
當時，許多作家、藝術家包括巴金、葉聖陶、靳以、肖乾等人在内，已經從重慶等地陸續回滬，其中還有曹禺和老舍。
他們兩人離國赴美前，上海文協曾在福煦路（即今延安中路）九星大戲院召開了一次上海文藝界歡送他們出國的大會，在大會上他們兩人都作了一些富有感情的講話，老舍的話更是嘻笑怒罵，生動幽默，對鼓動内戰、壓迫人民的反動派進行了無情的諷刺。
老舍在抗戰時期一直是主持文協工作的駐會代表，他在重慶與巴金也是相處得很好的朋友，在巴金的長篇小說《電》出版時，他曾寫過一篇評論文章，肯定這部小說的人物“像水晶一般的透明”，文字“非常利飕，清銳可喜”之外，其中還曾談到他與巴金的友誼，他說：“巴金兄是個可愛的人。
他坦直忠誠，臉上如是，心中也加是。
我隻會過四、五次，可是第一次見面就使我愛他。
他的官話，要是我給打分數，大概過不去六十分。
他匆匆忙忙的說，有時候我聽不明白他的話，可是我明白他話中夾着的笑；他的笑是那麼親熱，大概無論誰也能覺到他那沒能用話來表現清楚的一些熱力，他的笑打入你的心裡。
”在巴金的女兒小林出世時，老舍知道巴金還給她按着大家庭的“火”字排行取了個名字叫“國煩”。
老舍為此給巴金直率地提了意見，他說：“國煩，國煩，好難聽，國家的事兒已經夠叫人煩躁了，你還給孩子取那麼個名字！”巴金接受他的意見，所以後來巴金和蕭珊對那女孩總把“小林”叫上口，不大用“國煩”那個名字了。
巴金對這些離滬的老朋友，都忘不了他們對他的美好的感情。
不僅對老舍、曹禺，他也想念當時去了台灣的周索非、黎烈文，以及曾經在法國一起度過兩年留學生活的老友吳克剛。
大家知道，當時我們剛把台灣從日本帝國主義手裡收回，那邊需要大陸大批知識分子前去參加建設。
這些知識分子都是本着熱愛祖國、熱愛建設事業的無可非議的真誠的心，前去這塊脫離祖國已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土地參加各種工作的。
索非是巴金青年時代的朋友，他從法國回來後，一直與他住在一幢房子裡，在上海幾次遷居，都不曾把他們分離。
在他戰時離滬奔赴“大後方”的時候，索非夫婦一家一直為巴金照料着病中的三哥李堯林。
當堯林在醫院去世時，索非夫人還由此失聲痛哭，巴金感謝他們夫婦對他們兄弟兩人的長期照顧。
他衷心期望他們的家庭得到幸福。
但是不幸的是索非夫婦去台灣後不久就離異了，巴金曾為此感到難過。
去台灣的另一個朋友黎烈文，則是巴金在1933年夏天認識的。
那時黎烈文在編《申報》的《自由談》副刊，托人向巴金約稿，巴金以後也就成了它的作者，并由此與黎烈文相識。
當1935年12月巴金從日本回國，從事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工作的時候，黎烈文也就成了《文學叢刊》和《譯文叢書》的組稿對象。
他們兩人的感情和共同的語言，是建立在對魯迅的一緻尊敬上。
而曆史也将證明他們的業績。
正是由于巴金、黎烈文及其同伴們如靳以、黃源等人在魯迅感到“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的時候，他們以自己的認真工作和對工作切實負責的态度，使魯迅得到安慰，并從他們那裡汲取了力量。
當魯迅發覺這些正直的有成績的青年作家受到不應該有的冷落時，他就出來
支持他們，讓他們也有對時事發言的機會。
因此，巴金與黎烈文的感情，還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境遇上。
他們曾經在魯迅的支持下，合作起草過《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表達他們熱愛祖國，忠于人民的抗日意志；後來他們又與黃源、靳以、孟十還等分頭編輯期刊，雖然并不是每個人對各個政治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