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都有完全一緻的看法，但是他們所編的刊物《譯文》、《文季月刊》、《中流》與《作家》，在當時卻都是在魯迅的旗幟下前進的。
黎烈文為了編《自由談》，發表魯迅、茅盾和其他進步作家言論，遭到反動派的排擠，編《自由談》而缺乏自由，最後隻好辭職。
後來他編《中流》半月刊，又終于與《譯文》、《文季月刊》、《作家》一起受到戰事的影響，不得不停刊，改出聯合刊物《呐喊》。
抗戰勝利後，黎烈文從福建到台灣，進一家報館原想重操舊業，哪知沒有多久，就又因為要“自由”而得罪了上級，不得不又“自動辭職”，進台灣大學教書。
聽說台灣是個美麗的島嶼，同時考慮到文化生活出版社能不能在台灣建立一個分社，巴金曾在1947年初夏，應台灣幾個朋友的邀請，去了一次台北。
他到了那邊，住在老友吳克剛家裡，當時吳正在當地擔任圖書館長。
盡管他們相别幾年，對有些問題的看法，差距比在法國時也許更大，但作為一個善良的人來說，相互之間的友誼是不會忘記的，何況吳克剛也不過是一個圖書館長，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也不真是屬于“官”字輩。
巴金受到他的熱情接待，但住的還不過是一間極普通的房間，吃的也不過一般菜肴，出遊也得乘公共車輛。
他也會見了另外一些老朋友，如黎烈文和索非，他們的生活境遇自然比吳克剛更差。
黎烈文雖名為“教授”，生活卻不寬裕，要維持一家每日三餐，他除了教書，還得業餘從事譯書工作，介紹法國作家的作品，因為他和巴金一樣，也到法國讀過書，懂得法文，他就在這時把自己譯的梅裡美的短篇小說集譯稿，交給巴金，讓他編進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譯文叢書》裡去。
黎的夫人雨田，也是一位能寫能譯的作家，巴金也經手編發過她的作品。
在巴金到台北作了半個多月的客，回滬以後，不久黎烈文來上海，他也在上海住了将近三個星期，得與一些老朋友重聚，使他後來在回想起來，像有一串記憶的珍珠，挂在他的心靈上，足以使他數述遙遠的可貴的友情。
他回去以後，不但給巴金寫信，感謝上海的朋友們給他以“這次在滬無憂無慮過了三個星期”的旅行；他與巴金經常通信，直到上海解放前夕。
巴金從未忘懷這個平時很少發脾氣的友人，他是這樣豁達坦率，這樣心無芥蒂，容易相處。
巴金不能容忍别人對這樣的一個朋友的誤解，當然他更反感别人不負責任地給他随意在頭上潑污水。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想在台灣設立分社的計劃并沒有實現，當巴金從台灣回來後，曾又請他的兄弟李濟生按着他的腳印去過一次台灣。
那是在這一年的秋天，當時正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慶分社工作的李濟生來到了上海，他住在霞飛坊他哥哥家的二樓房間裡。
這個房間原是巴金的客廳和餐室，日常在這裡接待朋友的來訪。
現在，李濟生在這裡晚上用行軍床搭個鋪，把它當作卧室。
他在這裡先住了一個月，受到他四哥和嫂嫂蕭珊的熱情款待。
一向跳跳蹦蹦天真活潑的蕭珊，現在俨然成為上海一個中等人家的家庭主婦，她早上買小菜，中午帶領一個褓姆燒飯做菜之外，白天還得把主要的精力花在抱小孩上。
女孩雖然比較文靜，周歲多的嬰兒畢竟嬌嫩，所以蕭珊在她的身上确實花了很大的心力。
李濟生看到四哥和嫂子在家裡過得幸福，心裡也感到痛快。
他在抗戰後期曾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辦事處，湘桂大撤退時，
帶了一大批紙型逃難，也該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個有功之臣，他不但在銀行工作過，很有經營管理的本領；而且也有一定的編輯經驗，曾與許多作家打過交道。
這次他到上海，開明書店的葉聖陶、範洗人、章錫琛還在書店宴請鄭振铎、巴金和他三人。
席間談起到台灣開展出版業務，大家都建議濟生不妨去看看有沒有可能在那邊設立個分社。
李濟生不久去到台北，他像他哥哥那樣，晚上在吳克剛家中借宿，白天就到有關朋友處走訪辦事，發現在這裡辦出版社首先是難以找到适當的房子；其次，看來當時台北剛回歸祖國，當地人民長期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生活，中文書籍對他們當時情況說來似乎還不是十分急需，特别是新文學書籍銷路恐不會很大。
這樣，他回滬後把了解到的實情一談，巴金他們也就把原先的打算取消了。
李濟生去台北時還找過在台灣師範學院教書的張易，向他帶去巴金的囑咐，要他向台灣大學的文學院院長錢歌川打個招呼，請盡量照顧那個原系“部聘教授”馬宗融的情緒。
因為馬宗融那時剛剛從上海去台大任教。
他原在重慶複旦大學教書，後來随學校遷回上海，因為同情學生運動，在校務會議上拍桌怒斥學校當局不該讓軍警進校逮捕同學，結果被學校當局無理解聘。
馬宗融為人豪爽，愛真理，重友誼，嫉惡如仇，凡是他看不慣的事，他就要發議論，而且沒有保留，從不計較什麼後果，因此不免處處得罪人。
在平時，巴金曾經替他擔心，因為知道他性情耿直，同其他教授相處并不十分融洽，雖然他在文藝界知心朋友不少，而在學校裡他越來越顯得孤單，所以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