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他注意工作方法，一方面支持他為真理鬥争，另一方面也勸他對人對事還該從實際出發，分别對待，耐心地做工作。
馬宗融到了台北，雖然生活還算安定，但他新來乍到，朋友不多，卻很關心上海學校的鬥争，對現實感到不滿，經常借酒消愁，身體變得很不好，偏又碰到台大中文系主任、魯迅的老友許壽裳在家中被人殺害，他聽到這消息，更是悲忿，曾親赴刑場去看當衆處決兇手，回來後又拉着一個好友喝酒罵人。
巴金知道後，又寫信勸慰他，但遠道的友情竟無法解除他精神上的苦悶，他的酒越喝越多了，終于病倒在床上……
那個時期，在《文彙報》擔任駐渝記者的黃裳從重慶返回上海。
他過去曾寄過一本書稿給巴金，并作了自我介紹。
巴金很賞識他的才華，把他的書稿編入了中華書局出版的一個《叢書》裡，這就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錦帆集》。
1942年冬天黃裳曾在重慶找過巴金，卻沒找到，因為巴金到桂林去了。
1944年夏天他又去桂林文化生活社看望巴金，不巧又沒見到，直到1945年秋天，抗戰勝利後，才在重慶見到巴金。
他這次回滬見到巴金時，才知道他的老師李堯林已經去世了。
黃裳無意中卻從巴金女兒小林的側面，看到了李堯林先生瘦削的影子。
巴金歡喜買書，他有許多共同愛好買書的朋友，如李健吾、唐張、陳西禾、黃佐臨等，其中還有黃裳。
但黃裳愛買中國古籍的線裝書，而已金買的卻多是外文版；日書。
買外文版舊書的愛好，是巴金在法國和日本時形成的。
勝利後到了上海，由于曆史的原因，上海不僅在文化街福州路，而且在靜安寺和霞飛路一帶的許多書攤，留下每次世界政局變動後，外國人離滬時賣出來的大批書籍。
巴金買的不僅有英文書和法文書，還有俄文書、日文書和德文書。
他的博學，使他的買書範圍非常之大，内容除了文學藝術部門之外，還有政治、經濟、曆史、地理和社會方面的東西。
他的買書愛好，還影響了他家庭的陳設布局，三樓卧室除了靠後角落裡的一隻鐵床和朝東臨窗的一隻寫字台外，中間全部成為玻璃書櫥的領地，人隻能在書櫥與書櫥之間的一個
彎彎曲曲的通道上行走。
此外，亭子間也是他堆書的地方。
二樓房間則是他的餐廳和會客室，來訪的人們常常看見他從三樓把眼鏡挂在額上，挾着一本書，嘴裡念叨着什麼，一步一步走下樓來。
當然，他偶然也買些中國古書。
從幼年起，他就開始讀舊詩和古文，以至人到中年，對某些古籍還能倒背如流。
有時飯後和熟人談笑，一時興起，他還能背誦出通篇的《長恨歌》、《琵琶行》之類的長篇古詩，偶爾于談興正濃之時，還托黃裳什麼人給他買些唐詩選本，黃裳就曾給他買過一本棉紙印的明萬曆刻本《批點唐詩正聲》。
買書是件愉快的事情，但是那時還有一種苦卻叫人忍受不了。
那就是由于物價飛漲，物價今天與明天不一樣，甚至上下午都有不同，這就使上海人民不得不考慮把自己每月工資的收入，一拿到鈔票就得上街去兌換成銀元，這樣才能保值。
即使像巴金這樣的大作家，為了維持一家生活，在這個時候也無法例外。
開明書店給他的稿費（版稅）最初是每隔二個月緒算一次，後來改為半年結算一次。
由于貨币貶值，有一次巴金領到稿費，隻夠他喝兩杯咖啡。
因此，每次稿費到手，他和蕭珊都不能坐視這些鈔票貶值，這樣，也就學會到霞飛路（當時已改稱為林森路），去買賣“大頭”（銀元），巴金一上街也總要注意一下煙紙店門前挂的銀元折合法币的牌價。
在料理這些家庭瑣務的過程中，黃裳有一次也曾為蕭珊做助手，因為物價一天一個樣子，到書店領取版稅，取到支票，必須立刻到銀行裡去兌現，然後領到用線繩紮起來的一捆捆鈔票，跳上三輪車，再到市場去換成銀元，或直接去購買家庭日常用品，這就不能不是日常生活中一場緊張的戰鬥。
在這些為生活所糾擾的日子裡，經常給巴金家日常事務幫助的，還有顧均正夫婦。
顧均正是開明書店的老編輯，他曾在三十年代與索非同住在狄思威路的麥加裡，因而也與巴金認識。
後來他們又幾乎在同一時期搬到霞飛坊，雖不在同一幢房子裡，卻住得很近。
巴金每次回家，總要走過63号的顧家後門口。
顧均正為人正直忠厚，和開明書店許多老編輯一樣，隻知埋頭工作，而生活過得并不富裕，又總是露着淡淡的笑容，很少為個人生活問題發牢騷。
巴金有事找開明書店，常托他帶口信去，他總是很負責的把事情辦好。
他們兩人經常見面，但長談機會卻不多。
均正夫人則經常出點子幫助蕭珊把家務做好。
那時有什麼緊張物資在街上供應，巴金家也常靠均正夫人通知。
這時原也住在霞飛坊的夏丐尊已經去世，他老人家臨死時曾向老友葉聖陶發出過一聲感歎：“勝利，究竟是啥人勝利——無從說起！”這句話已經通過報紙，成為上海人民的共同感歎。
顧均正與巴金在弄堂裡見面，談起面臨的越來越不像樣的市場情景，也不免說一聲“勝利，究竟是啥人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