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的上海，竟然比夏天的重慶還要炎熱，這使巴金感到意外。
他身上生滿扉子，白天簡直無法工作，隻好把編書工作也挪到晚上做。
這一個晚上，他坐在霞飛坊家中三樓的靠窗桌子旁，一口氣看完了盧劍波寄給他的全部稿件，全身不禁微微顫動。
他好像又看到了這個在成都擔任教師的老朋友，他那多病的身體似乎比從前更瘦了，想起來他還不過40歲，怎麼會衰弱得那個模樣呢？但是從他這四五年來所寫的幾十篇短文看來，他内在的生命力卻是這樣堅強，雖然他已經經受了很長時期的精神折磨，在他的生活曆程中，曾彼軍閥政府拘捕過，也曾為愛情的苦戀受到創傷，而為追求理想與自由燃起來的心火，則從未熄滅。
他雖然病弱，卻歌頌“生命的歡樂”。
他以他對生的意志，征服了死亡。
他愛一切生命，甚至“以憐憫的心眼哀矜愚昧與癡頑”；從枯黃的草葉上，他也能看到早晨的露珠，想起自然寄托在每一莖草葉上的愛。
巴金非常敬重這個在貧病中掙紮，而又在追求中堅強如鐵的友人，雖然環境逼迫他後來變得像一隻封閉在繭子中的春蠶，像一頭在沙漠中踽踽獨行的駱駝，但他對未來還是充滿着希望；他在青年學生中間，看到朝陽帶着新生的光與熱冉冉上升。
巴金喜歡這樣的一個友人和他的文章，他把他寄來的稿件選取了其中的二分之一，在燈下編成一本散文集，書名叫做《心字》，是作者自己起的。
盧劍波是他在1921年故鄉成都時就開始通訊的朋友，1923年他們第一次見面，他們曾經有過共同的理想，現在雖然分子多年了，但無私的友誼，如高山流水，永久存在。
這種真摯的友情，如皎潔的墾月，點綴在夜空，使巴金的生活和工作變得更加莊嚴和美麗。
巴金為友人編作品集，已經不是這一次了。
在抗日戰争時期，他曾為友人羅淑編過四本書：
《生人妻》是巴金在廣州烽火連天的歲月中編成的，當時羅淑逝世不久，巴金在“生命猶如庭園中花樹間的蛛網，随時都會被暴風雨打斷”的情景中，抓緊時間把這個短篇小說集子編進“文學叢刊”裡；
《地上的一角》是羅淑原需要整理和加工的小說初稿，但在還未動手加工整理之前，她就患産褥熱離世了。
巴金曾在逃難途中，在敵機的連續轟炸中，把它一字一句地抄寫，因為原稿的筆迹很為潦草，在付排前非把它譽清不可。
1939年6月巴全回“孤島”上海時把它編好，讓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魚兒坳》是巴金1941年3月住在重慶沙坪壩時，在一個細雨如絲的春夜中把它編成的。
那是羅淑寫的另一個短篇集，雖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卻滲透着作者對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的同情。
現在，1947年，巴金又把羅淑的一本譯文集《自甲騎兵》交付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那是他在1941年8月就給她編成的。
當時他在昆明，天天面臨着敵機的轟炸，“是在一種抓彩的情形下過活。
我們每天都在抓彩。
抓的不是金錢，卻是死亡。
倘使一旦抓到，則在轟然一響之後，我的心靈就會消滅，我也沒有機會來做任何事情了。
”巴金是在這樣的生活情景下，把羅淑的書編成集子的。
而且他每把羅淑的書編成一集，就給它寫一篇短序，向讀者介紹作者，也向人們推薦作品。
巴金在他的編輯工作中，寄托了他對友人的真摯感情，同時也對讀者絕對負責，讓他們讀到一本書，必有所得。
他确實如魯迅所稱贊的那樣：“他工作得比别人更認真”。
他在上海“孤島”時期，曾為艾蕪編成一本書名叫《逃荒》的短篇小說集，他編書決不僅僅為了個人的友誼，還因為在這時期我們需要讀自己人寫的東西。
他在編成《逃荒》後的第二年冬天，又在重慶為“曹禺戲劇集”編發第四個劇本《蛻變》。
他曾在曹禺的家裡住了将近一個星期，幾乎每個晚上，都坐在一間樓房裡，與作者隔着一張寫字台，面對面坐着，在一盞搖晃的清油燈下，進行着長時間的談話。
巴金情不自禁地向作者透露了自己讀曹禺作品時的感動。
他是曹禺最初三個劇本的第一個讀者，從《雷雨》到《日出》，到《原野》，都是經過他和靳以的手送到讀者面前去的；這次《蛻變》是個例外，因為它在出版以前，已有個油印本，在各地演出了。
但是當巴金讀到這個油印本時，他還是像過去那樣，一口氣讀完了它，并掉了眼淚，還毫不掩飾自己的感動，向作者透露自己的願望：願意繼續擔任作者作品的編輯者，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個劇本，讓讀者分享自己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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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為人編書，不僅僅為了友誼，也不僅僅為了讓自己工作着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