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霸者和不受欺淩的權利，這正是巴金所日夜追求的。
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中，在編輯方針和作者隊伍的組織上，都體現了這樣的精神。
《文學叢刊》的160本作品，它們的作者除了魯迅、茅盾、王統照、鄭振铎、沈從文、魯彥、馮至等是“五四”時期或稍後于“五四”的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之外，極大部分是三十年代成長的作家，其中主要的力量如靳以、曹禺、李健吾、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肖乾、曹葆華、蘆焚、吳伯蕭等是巴金在北平編《文學季刊》時結識的：另一些則是巴金通過與魯迅來往而認識的，如胡風、蕭軍、蕭紅、艾蕪、何毅天（周文）、沙汀、張天翼、舒群、蔣牧良、歐陽山、葉紫等；另一部分是一些在上海生活較久或與文化生活出版社有較多關系的作家，如麗尼、陸蠡、荒煤、黎烈文、柯靈、唐弢、林柯（陳西禾）、海岑、一文等；最後一部分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學生，和抗戰勝利後到上海認識的一些青年作家如方敬、劉北汜、穆旦、林蒲、李白鳳、黃裳、陳敬容、阿湛等。
另外一些則是巴金在登上文壇以前就認識，或雖已進入文學界而還是在青年時代便有來往的老朋友，如盧劍波、缪崇群、
羅洪、羅淑等。
這些作家中有許多人在《文學叢刊》中出版的書，既是他們的第一本書，也是他們的成名作。
何其芳的《畫夢錄》、曹禺的《雷雨》、蘆焚的《谷》、臧克家的《運河》、陸蠡的《海星》、麗尼的《黃昏之獻》、劉白羽的《草原上》、肖乾的《栗子》、荒煤的《優郁的歌》等等，可說都是如此。
這些著作在文學史上無疑都将各有它們自己的地位，而這些成果的出現，又都與巴金在文學編輯工作方面的不斷耕耘有關。
《文學叢刊》并不是巴金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的唯一成果。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另一種叢刊《譯文叢書》，在我國普及世界文學名著，特别是俄國文學名著的工作中，它的曆史功績是不容抹煞的。
《譯文叢書》最初由黃源主編，抗戰爆發後，黃源去解放區參加新四軍，即由擔任總編輯的巴金兼任主編。
它出書先後共約五十種，最早出版的有果戈裡的《死魂靈》（魯迅譯）和弱小民族短篇小說集《桃園》（茅盾譯），吳朗西也曾參與編務，後來則幾乎都由巴金一手承擔，從組槁審稿到校稿，他都一攬子包了。
他曾為出版介紹舊俄文學與蘇聯文學作品，作過很大努力，有計劃翻譯出版了屠格涅夫的著作，如《貴族之家》、《羅亭》、《前夜》、《父與子》、《處女地》、《煙》等，和契诃夫的劇本《三姊妹》、《萬尼亞舅舅》、《櫻桃園》、《海鷗》等，以及果戈裡的《巡特使及其他》、《密爾格拉德》，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杜勃洛夫斯基》，托爾斯泰的《複活》、《安娜。
卡列尼娜》，岡察洛夫的《懸崖》，高爾基的《阿托莫洛夫一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窮人》等。
除了俄國文學，《譯文叢書》還介紹了法國文學，主要有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兩兄弟》、紀德的《地糧》等，英國文學作品有狄更斯的《雙城記》、《大衛。
柯貝菲爾》、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以及勃朗特的《簡愛》和德國作家雷馬克的《流亡曲》、《凱旋門》等。
巴金在編《譯文叢書》時，既依靠魯迅、茅盾、傅雷等名家，又不斷發現，培植新手，幫助朋友們校改譯文。
許天虹譯的《大衛。
柯貝菲爾》，高植譯的《安娜。
卡列尼娜》、李健吾的《情感教育》等，他都給它們做過校對工作。
汝龍則是在翻譯高爾基、庫普林、契诃夫等人的作品過程中，得到巴金的鼓勵與賞識，成為翻譯界的名家。
文化生活出版社雖在抗戰中遭受過不少損失，但勝利後由于巴金用全力支持編輯工作，再加上李采臣在經營上花了不少精力，所以業務曾蒸蒸日上，資産大增。
可惜的是這樣的情景沒有能夠維持得長久，大概在1949年初，出版社内部發生了人事糾紛，以至在解放前夕巴金就辭去總編輯職務，不問社務，一切全由吳朗西主持了。
後來著名生物學家朱洗還被推選擔任為新成立的董事會董事長。
但從我國文化出版事業的整個利益未看，這樣一個由作家、翻譯家自己創辦、經營的，目的不在于賺錢，而在于認真出書的出版社，讓它随便散夥，那是很可惋惜的。
特别像巴金那樣，生活靠稿費收入，工作純粹屬于義務勞動性質，本人又非常熟悉編輯業務，對出版事業又非常熱情，如魯迅對他的日本友人增田涉所說的，“巴金工作得比别人更認真”，那麼讓他離開出版工作，損失的究竟是誰呢？
當然，這樣的問題，要目光短淺的人來回答，是有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