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制止内戰，我們也感動得熱淚直流，但使我們悲憤的是他們到京時被什麼‘蘇北難民’圍打，而在場警察竟若無其事，這怎麼對得起人民？這是我們警察群的恥辱，我們要洗刷這莫大恥辱！”）而警察局竟對刊登此信的報社加上這樣的罪名：“意圖離間上下，混淆社會聽聞，破壞公共秩序”，因而不遲不早，偏選擇在這個關鍵時刻，派員前來監視執行停刊一周的命令。
罰《文彙報》停刊一個星期，目的是很明顯的。
但是人民是吓不倒的，《文彙報》被停刊七天，還有《新民晚報》和《聯合晚報》存在，還有《周報》（唐弢、柯靈主編）和《民主》（鄭振铎主編）在戰鬥，即便是停刊一星期後的《文彙報》，也還是刊登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和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等單位的來函，抗議反動派對文化新聞界的迫害；同時又補充報道了人們對李、聞慘案的強烈反響。
當時巴金與在新聞界工作的夏衍、金仲華、柯靈、唐弢、黃裳等人的友誼是深厚的，他常從他們的嘴裡聽到一些發生在社會上的新聞，還曾積極支持《周報》對反動派企圖建立“警管區”制度的鬥争。
到了1947年5月，形勢進一步惡化，當杭州、無錫、合肥、成都、上海、南京等十餘個城市，相繼發生群衆搶米風潮，上海各校學生舉行反内戰遊行示威，并迅速擴及南京、杭州、北平、沈陽、青島、開封等地時，上海的三家進步報紙《聯合晚報》《文彙報》《新民晚報》，也就在這個月的25日被國民黨政府查封了。
隔了兩個月，上海的幾家進步刊物也被勒令停刊，其中《文萃》的編輯部的三位工作人員還遭到逮捕殺害。
暗無天日的上海，人民已經沒有自由發表言論的園地。
但巴金家裡還是有許多朋友來往着，這裡有靳以，他雖遠在江灣複旦大學教書，卻還是經常來向巴金談學校裡的事情，談同學們為反内戰而進行的鬥争，老師們又怎樣為一些不同的觀點而争吵着。
這裡還有在影劇界工作的李健吾、陳西禾，和已從美國講學回來的曹禺，他們的談話中也很自然地帶來當前影劇圈子的訊息。
這裡還有老友師陀、肖乾和詩人王辛笛。
辛笛在1933年清華大學讀書時，
就在北平與巴金結識，當時他還在《水星》雜志發表過作品，後來到英國留學三年，而現在他是上海金城銀行秘書，常與文化生活出版社有些經濟上的往來。
師陀則是1936年下半年從北平來上海定居時，就由靳以介紹，認識巴金，以後幾十年他一直住在上海，與巴金維持着較好的友誼。
肖乾則是剛從英國住了七年回滬，現在寄住在複旦大學宿舍，他因為經過婚姻波折，已不像過去那樣活躍了。
但是他一到市區，還常到巴金家中來。
他不能忘記抗戰前在《大公報》編《文藝》副刊時，常與巴金、黃源、靳以、黎烈文、孟十還等到大東茶室歡聚，讨論各人怎樣辦好自己的刊物。
對他說來，印象特别深的是1936年10月魯迅去世時，《大公報》要聞版報道魯迅去世消息，登載了一篇題目叫《悼魯迅先生》的短評，對魯迅進行譏諷、攻擊，他曾為此而向《大公報》提出辭職，巴金知道了，對他的處境十分同情，也非常支持他為此辭職，他對肖乾說：“對，辭職去。
不要怕沒有飯吃。
文化生活出版社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來參加譯書。
我們向你約稿，可以預付部分稿費。
”後來《大公報》應肖乾的要求，在文藝版刊登了一篇社論性質的文章，對前一天的那篇短評進行了糾正，肖乾才總算沒有辭職。
但是巴金在他困難的時候，堅持原則，支持他伸張正義，他是不會忘記的。
當然，巴金家的常客還有出版界中人，這裡有趙家璧、朱洗、吳朗西、和他的兄弟李采臣等。
盡管報上沒有言論自由，但在巴金家裡，他和朋友們還是自由自在地對每個問題各抒己見，有時甚至大聲地進行辯論，誰也不覺得有什麼東西可以阻礙自己的發言。
巴金一邊為出版社編發、校閱沙汀的長篇小說《還鄉記》、李健吾的翻譯小說《包法利夫人》，一邊又在忙碌中抽時間從事翻譯工作，他從1948年初開始翻譯薇娜。
妃格念爾的回憶錄，到9月初譯完這部回憶錄的第二卷《獄中二十年》。
妃格念爾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俄國革命黨人，曾被沙皇逮捕，坐了二十年監獄，她寫的回憶錄，巴金在二十三歲時就讀過，當時就準備把它翻譯出來，并說過“這部書像火一樣點燃了我的獻身的熱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
我每讀一遍，總感到勇氣百倍，同時又感到十分的慚愧。
我覺得在這樣的女人面前，我實在是太渺小了。
”現在雖然二十年過去了，他還是沒有忘記當年的誓願，他終于把它譯了出來。
同樣，他還在這一年完成了另一個夙願，這就是為三年前逝世的友人缪崇群編了一本散文集《碑下随筆》。
他曾在缪崇群去世的時候，與幾個朋友談起過為崇群編印全集的計劃，他認為他那個善良的友人——缪崇群生前的遺著固然需要整理收集，而且他給許多朋友寫的信也多是感情真摯、文筆流利的散文。
巴金記得抗戰初期在桂林東江路的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