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崇群曾到他家中作客，他看到過崇群給幾個朋友寫的信，都是寫得非常好的，并曾對崇群說：“你的信寫得好，不像我寫信時拿起筆随便寫幾句就完事。
”他還半開玩笑地表示以後有機會要給他編一本《崇群書簡》。
從那時開始，巴金就有意收集他的信件，并在上海霞飛坊寓所保存了崇群幾十封舊信，當1940年巴金第三次離開上海後，卻因日軍侵占租界，在一次敵僞大捕抗日分子的恐怖活動中，被在上海養病的三哥堯林燒毀了。
後來巴金又在桂林住處積存了一堆崇群寫的信，又在1844年7月發生的一次大火裡，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全部存書一起被焚毀。
在重慶，巴金又保存了崇群的十幾封信，勝利後第二年，在托人帶兩箱書物去上海時，又在中途遭到意外，杳無音訊。
巴金為這些不幸的事情感到痛心，雖然最近他剛病了兩個多月，現在剛恢複工作不久，但他還是
坐在火傘高張、陽光直照的小樓上，為缪崇群的八篇短文和僅存的五封書簡仔細地看完校樣，他想到作者生前付與朋友們美好的感情，禁不住想起了另一個朋友韓侍桁（崇群的老同學）在編選崇群的另一本遺著《晞露新收》時寫過的兩句話：“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長存下去，而像他那樣可珍貴的友情，在這人間恐将永無重獲之期吧。
”這時，巴金好像聽到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召喚他，他猛然驚醒：“那是崇群！”他覺得崇群雖然離開了人間，但他對朋友們的崇高的感情是永遠留在大家身邊的。
巴金從重慶回上海，不過三年工夫，他不僅寫成了不朽的現實主義巨著長篇小說《寒夜》；還主持恢複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工作，編發了不少足以推動新文化運動繼續前進的新書稿，包括《文學叢刊》和《譯文叢刊》戰後出的一些譯著；并多次熱情地參加了反内戰、争自由的鬥争。
不論作為一個作家，還是作為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他對人民革命事業的貢獻都是十分巨大的，他在讀者中間威望愈來愈高，也是很自然的，因而遭到處于敵對狀态的《中華時報》的謾罵，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問題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的幾家進步報紙還不曾被查封之前，有一位署名“莫名奇”的忽然在《新民報》晚刊副刊上連續發表兩篇文章，指責巴金，說“用高爾基的話，那些新傷感主義的作家是應該捉來吊死的。
”而《聯合晚報》的另一個作者則在副刊上發表一篇題目叫《從生活的洞口……》的文章，對這種論調進行附和，說它罵得“很痛快”，還說：“但其實不必這麼憤慨的。
這些作家用魯迅先生的話：”做戲的虛無黨，罷了，既不敢明目地賣身投靠，又不敢面對鮮血淋漓的現實，‘哎喲喲，黎明，’這就是一切。
“
從自己陣營裡殺出來的這些程咬金們，是巴金一時意料不到的。
但問題很明白：曾在抗戰前當着魯迅的面出現過“左”派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陰魂，并沒有因為魯迅去世而跟着消失，它們仍在文壇上飄蕩（甚至幾十年後還要存在），巴金對此十分厭惡，恰巧這時《寒夜》将出版，他就利用寫“後記”的機會，給予還擊：
“我應該向《夜光杯》和《夕擡》的編者們道賀，因為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時代中，他們的副刊上首先提出來吊死叫喚黎明的散文作家（或者不叫喚黎明的作家以及所謂”新傷感主義的散文作家“）的自由。
這樣的‘自由’連希特勒、墨索裡尼甚至最無恥的宣傳家戈培爾之流也不敢公然主張的。
雖然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和自由的敵人。
而談到自己所不喜歡的文章就想把作者‘捉來吊死’，這樣的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我們自己的老古董秦始皇就玩過‘坑儒’的把戲……可是連秦始皇的霸業也僅能傳至二世……”
一九四七年三月，《寒夜》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又出人意料之外，就是《文彙報》上由郭沫若挂名而實際上并不是由郭沫若負責具體發稿工作的《新文藝》周刊，竟刊登出那個寫《從生活的洞口……》的作者的另一篇文章《略說‘不安’》，在攻擊唐弢的同時，又把巴金帶了一筆。
唐當時很生氣，曾向《文彙報》提出抗議。
這次巴金沒有作聲，因為兩個星期以後，郭沫若已經在同一報紙副刊版面上，替他拭去了被沾在身上的無知唾沫。
郭沫若畢竟是個有見識的革命家，他在讀了《新文藝》的那篇《略說‘不安’》與另一篇題目叫《從文藝界的惡劣風氣想起》後，很為震驚，他立刻寫成了這篇題目叫做《想起了砍櫻桃樹的故事》的文章。
文章一開頭，他就講了個華盛頓童年時的故事。
他說華盛頓小時候，他父親給了他一把小斧頭，他高興極了，走進園子裡，碰着任何樹木就砍，結果連他父親最喜愛的櫻桃
樹都砍掉了。
父親回家，盛怒之下，加以追究。
華盛頓流着眼淚，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父親覺得這孩子誠實，便把他寬恕了。
郭沫若的文章，講完這個故事，接着就對那兩個他所不認識的寫文章青年說：“兩位朋友，我們實在是錯了，我們的斧頭砍的太高興，砍上了櫻桃樹！你們是青年朋友，或許是出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