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的好勝，而我們主編者的責任更大，犯的錯誤也就更厲害，我現在誠心誠意地含着眼淚承認自己的過失！”他又說“要向唐弢先生、巴金先生請罪，”在稱贊了唐弢在抗戰中的功績和在戰後主編《筆會》的成績之後，他又提到了巴金，他說：
“巴金先生……是我們文壇上有數的有良心的作家。
他始終站立在反對暴力、表揚正義的立場，決不同流合污，決不賣虛弄玄，勤勤懇懇地守着自己的崗位，努力于創作、翻譯、出版事業，無論怎麼說都是有功于文化的一位先覺者。
青年們是歡喜破壞偶像的，巴金先生的偶爾遭受拂逆，我相信這是一種消極崇拜的表現，或許也正足以證明巴金先生的優越的成就吧。
”
最後，郭沫着的文章又談到文藝批評問題，他說：“要建立批評，必須建立自己的誠意。
誠心誠意地為人民服務，這是做人的标準，也就是做批評的标準。
在這個标準之下，明是非，分敵友，嚴愛憎，慎褒貶……我很難受，不幸在我們所主編的刊物上，竟表現了一種徒逞快意的傾向……我實在為批評的前途感覺着充分的不安……”
在我們現代文學史上，有過多次的論争，這些論争看來是一個戰役、一個戰役的發生，似乎互不相關，其實都貫穿着一些相類似的問題。
有些問題當時下過結論，今天看來卻未見得一定十分正确；有些則是可以作再一次回顧，當然可以加深我們的認識。
像上面的一次風波，也許還談不上什麼論争，但有些現象、因果，或仍能給人一點啟示。
需要補述的是：這件公案了結後，第二年，即1948年1月，《寒夜》再版。
大概感于郭沫若所講的砍櫻桃樹故事的誠意吧，仁慈寬厚的巴金把“後記”作了改寫。
他幾乎不再提到這件事了。
而不幸的是還不到幾年的時間，那個寫《從生活的洞口……》和《略說‘不安’》的作者，即郭沫若筆下砍櫻桃樹的那個誠實的“華盛頓”，自己卻在一場風暴中被新一代的“華盛頓”當作櫻桃樹砍掉了。
曆史真是無情。
看來把斧頭給孩子總是慎重一點為好。
巴金把《寒夜》後記進行改寫，當然是巴金的寬厚待人。
但這并不等于他的初版後記所寫有誤。
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
應該說，它是完全正确的。
巴金從三十年代開始從事文學以來，根據他的創作實踐經驗，對有些文學創作問題的看法，有許多是很正确的。
不要說在四十年代那些随意潑人污水的謬論無損于他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同時也駁不倒他的觀點；即使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剛寫完《家》與《霧》不久，他的創作實踐已經讓他認識到某些文學創作問題上的真理，而這些真理在我們的現代文學發展史上曾屢遭淹沒，隻有到眼前才有可能重新露出耀眼的金光。
這裡有一個實例可以補述：
1933年1月，巴金曾到合州，在生物學家朱洗的故鄉作客，住了五天。
當時年輕的徐懋庸還不曾寫信給魯迅談統一戰線問題，當然也還不曾開口罵巴金、黃源和胡風，相反，當時他似乎還很敬重巴金，因為他是巴金朋友吳克剛的學生。
他在台州一個中學的圖書館裡借書，意外地碰到巴金，他說：“會在合州遇見巴金先生，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他就在這個圖書館裡，同巴金談了許多話。
後來他把那天的談話情況，寫成一篇題目叫《巴金到台
州》的文章，發表在1933年2月25日出版的上海《社會與教育》雜志第五
卷第十三期上。
其中有一段這樣寫的：……最後，我單刀直入地說到他的作品。
“您的《砂丁》《煤坑》這類作品，是有實際的觀察做根據的嗎？”先
是這樣的動問。
“有的，我曾經到了礦山和煤坑”我親眼觀察過那種情形。
“
在這時候，我忽然覺得他的尖銳的眼光從兩片玻璃為障礙蔽物，很留心
地在偵察我。
我把我的眼光迎上去，他的就避開了。
“我同意于《現代》上一個讀者的意見，你的作品的結局，過于陰暗，使讀者找不到出路。
”
“是的。
不過，我的作品是藝術，不是宣傳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論寫入我的作品中去。
我從人類感到一種普遍的悲哀，我表現這悲哀，要使人類普遍地感到這悲哀。
感到這悲哀的人，一定會去努力消滅這悲哀的來源的，這就是出路了……”
“我認為自從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時代以來，暴露社會的黑暗，表現人生的悲哀的作品，已經很多很多了，在讀者的心中，黑暗感已經太濃重，此後是需要指引新的社會新的人生的光明了。
”
“是的，不過作家的意識是被生活所決定的。
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擊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給我太多悲哀，所以我自然地寫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地去寫别樣的作品。
”
接着我轉到另一方面：
“我先前住在都會中的時候，讀到你的作品，非常地受感動，但在農村中生活了兩三年以後，我的感覺就不同了。
你所表現的悲哀，對于生活在農村中的人，有許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
“那是因為我一向住在都市中的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