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
”
這一句話，被我敏捷地捉住了：“所以，我想先生可以到農村中去住若幹時候，看看農村中的情形……你曾經自歎你的作品或
将寫完，也可以向這方面去找一點新的題材麼？“
關于這一點，他的答複，頗出我的意外，他說：“這自然很好，可是并非必要。
我認為藝術與題材是沒有多大關系的，
藝術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現人類的感情和思想。
偉大的藝術作品，不拘其題材如何，其給予讀者的效果是同樣的。
“
要求每一篇小說創作都要向讀者指出出路，無疑是一種“左”的教條主義理論。
這種理論确曾長期地統治過我們的文壇，以緻我們對許多作品的評價，曆來就很不公平。
另一種理論也足以壓抑文藝創作的生機，這就是題材決定一切。
而在1933年春天徐懋庸所寫的巴金訪問記中，巴金所說的話，實際上對這樣兩個問題，已經給予解答。
可是不知是哪一種說不清楚的力量，這兩個文學創作問題上的真理始終被埋沒着，雖然巴金用他自己創作的經曆證實了這兩個真理的存在：他的兩部最成功的作品是《家》和《寒夜》，而不是《砂丁》和《煤》。
當然，巴金從來（包括他與徐懋庸的那次談話）也不曾否定過作家“下生活”，他自己不但在解放後下部隊到工廠，而且早在解放前就下礦井到農村，但這對作家來說隻能是一種生活的補充，擴大一些視野，而不是主要的，或者如他所說的“這自然是很好，可是并非必要。
”作家寫作主要是靠自己長期的實際生活經曆，直面人生，和由此而來的最深
感受。
《家》和《寒夜》正是這樣産主的。
臨近解放的上海寒夜，比臨近抗戰勝利時的重慶寒夜，還要寒冷。
有一個晚上，雖已冬盡春來，但春寒料峭，特别在半夜裡，仍冷得可怕，巴金坐在自己房間裡，剛放下工作，忽然電話鈴響了起來，那是在複旦大學教書的賈開基打來的，當時他和馬宗融同住在複旦大學的“大教聯”招待所（當時叫“聯絡站”）裡，他告訴巴金：“馬大哥去世了！”
近兩年來，馬宗融在台北教書，他學識豐富，原是“部聘教授”，非同一般，因而生活還算安定，但他的情緒不好，周圍環境使他感到苦悶寂寞，經常與他的老友喬大壯備酒對酌，一起發牢騷，患了病又沒有認真的治，說“死了也要回上海”。
巴金怕他在旅途中勞累，反會加重病情，曾寫信勸他不要急着馬上回滬；而他不聽，終于有一天，躺在擔架上，讓人擡了回來，還帶着女兒馬小彌和男孩一起回到上海。
他原從複旦大學被排擠出去，回來後發覺宿舍早被人占了，自己隻好住在北京路的一個“聯絡站”裡。
偏逢當時上海已臨近解放，學校亂哄哄，“聯絡站”也是人來人往，缺乏秩序，但是馬宗融還是覺得能夠回到上海，和老朋友們一起等待解放，心裡非常高興。
巴金去看他，他雖然滿身浮腫，起不了床，卻仍滿臉是笑，抓起巴金的手不放，輕輕地說：“這可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我沒聽你的話，就迳自回來了！”巴金差點兒流出眼淚來，但還是強噙着淚珠不讓它流下，向他說了一句：“你回來就好了！”他知道他生病，但沒有料到鮮龍活虎樣的馬大哥，竟病得這樣。
後來他又經常去看他，有時還和蕭珊一起去，看到馬大哥和孩子們住在一起，又有複旦的老朋友們幫助照料，而他又有說有笑，巴金心裡竟不知如何是好，他替馬大哥擔心，又似乎覺得眼前還不緻有什麼大變化，卻想不到他就這麼快離開這個世界了！
巴金接到電話，在這午夜裡，他發覺連自己的心都在顫抖。
而目前又在宵禁期間，馬路上戒嚴，交通隔絕，在天亮前無法趕去，一時竟想不出什麼辦法，不覺倒在沙發上愣住了。
他記得四年多前，在抗戰勝利的消息還不曾傳來時，卻先傳來了朋友纓崇群去世的噩耗，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渡過長江，上海就快解放了，和他在戰前生活在一起的馬宗融大哥卻又閉上了眼睛。
可怕的1949年上海的春寒，它比1944年重慶的寒夜還要冷，要是讓他有時間再寫一部關于寒夜的小說，他會比現在已經出版的《寒夜》寫得更長更深的。
天一亮，戒嚴令解除，上海馬路上的人流又恢複了。
做官的和有錢人正在準備逃難；工廠企業在籌湊款項向職工發“應變”費；許多教師和學生被三三兩兩地逮捕到警察局裡去；街頭顯得更為兵荒馬亂，商店櫥窗裡的陳列品已一無所有，因為商品都因金圓券貶值被搶購一空。
唯有四川路橋堍兩邊熱鬧非凡，人們正在那邊争購銀元，滿街的議價聲，和銀元販子大頭小頭買進賣出的呼聲，以及銀元相撞的“擦擦”聲打成一片。
巴金和蕭珊雖夭剛亮就趕到“聯絡站”，馬大哥早已斷氣了，隻見他的兩個孩子在哭，複旦幾個朋友守在旁邊等殡儀館的車子來把遺體送去。
到了舉行告别儀式的一天，朋友們來得不少，大家想到馬宗融生前性格豪爽，富有正義感，很重友情，愛為朋友打抱不平，現在卻閉起眼睛，靜靜地躺着，都很悲傷。
複旦學生來的也很多，他們沒有忘記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