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家同進同出，同樣興高采烈。
這裡除了唐弢、趙家壁，其他幾個人都是三十年代巴金在北平編《文學季刊》和《水星》時的老朋友，因此大家在這裡都碰到不少熟人，也一起去遊了北海、頤和園，還要求辛笛在琉璃廠附近的一家酒菜館請大家吃飯，因為辛笛那時還在銀行工作，收入比别人多，而他也一向總肯慷慨解囊。
好在文代會要在七月二日才開幕，預備會也要在六月三十日才開，所以這幾天他們就有時間找朋友團聚。
但許多熟人都見到了，就是缺少了一個大家所熟悉的沈從文。
文代大會
共有來自全國十個代表團，代表總共七百三十三個人（實際出席六百多人），為什麼隻有沈從文不見呢？
巴金想起十四年前即一九三四年冬天，在北平結束了《文學季刊》工作後，曾到達子營沈從文家住了幾天。
那時沈從文已把《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編輯工作交給他的後輩蕭乾，自己仍擔任着每周出一整版的《星期文藝》編輯工作，巴金為它寫了一篇文章後就回上海。
臨行，沈從文夫婦送他上火車，從文握着他的手，微笑着問：&ldquo你還來嗎？&rdquo巴金隻說了一個&ldquo我&rdquo字，便再也講不出話來，他對他們一家多年來親如手足的熱情接待，是多麼感謝。
當然他對文代會代表名單上沒有沈從文的名字感到遺憾，并不僅僅出于個人的感情，更主要的是，他覺得沈從文這樣一個寫出了《邊城》、《八駿圖》和《湘行散記）等作品的作家，不論在中短篇小說方面，還是散文方面，他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國作家的卓越代表，把他排擠在文代大會門外，無論怎麼說，都是不公平的，而且從個人品德上來看，凡是熟悉沈從文的人，也都說從文為人極好，能經常幫助朋友。
當年他為營救被羁押在國民黨牢獄中的丁玲，曾花費了很大的心力，為之奔走，雖然沒有多大用處。
在這期間他還寫過《己丁玲》一書，曾希望能寫出他所十分熟悉的這個革命作家的真實形象，但是當書出版的時候，才發現文章己被反動的審查官删得體無完膚。
而這一過程，文藝界許多人并不知道，似乎有的人也不想知道。
當巴金發現文代會代表名單中沒有沈從文後，就約靳以、李健吾、辛笛他們一起去看他。
見到他時，他仍像往常那樣微笑着，和他的夫人張兆和一起招待大家。
他問起一些熟人的近況，還不限于上海的一些老朋友，當時他似乎仍十分關心文藝界，但文藝界卻沒有把他作為代表，與大家坐在一起迎接新時代的曙光。
巴金心中有點茫然，意識到他的老朋友這時内心十分寂寞，卻也無能為力；他這時的處境與沈從文不相同，他和靳以、辛笛他們一樣，正興高采烈，心頭充滿着對未來祖國的希望；對自己工作事業的發展，滿懷信心。
這個時期，巴金還與靳以、辛笛一起會見了從解放區來的曹葆華，他原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認識的朋友，當時在一家報社編文藝副刊，同時也寫詩，從事西方文藝評論的譯介工作。
抗戰開始後他去了延安，巴金也收到過他在當時寫的詩，曾為他編過集子。
現在，他們又會面了，曹葆華十分熱情、謙虛，還邀請巴金到他的住處去，用黃色的小米幹飯款待他。
當然，巴金在開會期間，還碰到何其芳、劉白羽等人，他們也都是他在抗戰前的朋友。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終于在這一年七月二日上午九點鐘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
這确是一次不平常的團聚。
會議共開了十八天。
在這期間，巴金還與靳以一起參加了大會主席團的常委會。
在這些大會、小會中，他聽了不少報告和發言，長了不少見識，遇見了許多老朋友，結識了不少新朋友。
特别是與一些從香港出發來北方的老友重逢，他更感到親切。
因為這些朋友原與他一起住在上海，他們在北平解放時已從尚未解放的上海出走香港，等待着革命在全國範圍内獲得勝利。
這些老朋友中，葉聖陶是巴金的第一本小說《滅亡》的發稿人，巴金曾把他當作者師，多年來葉聖陶也一直十分關懷巴金，不僅在寫作上，還在處世待人上，他不希望巴金有點疏失，當他到了香港後聽傳說巴金已去了台灣，非常焦急，曾寫信向在報社工作的黃裳詢問是否有這樣的事情。
黃裳把實際情況告訴了他，他當然非常高興。
現在，他們見了面，兩人緊緊握着手，互相注視了一下各人的臉，眼睛禁不住
露出激動的淚花。
大會是按号人座的，小會的座位比較随便，兩人就經常坐在一起，有時專心聽朋友們的講話，有時則相對作會心微笑。
他們兩人相差整整十歲，但是他們很少年齡隔閡，不論在抗戰前，還是抗戰時期，或抗戰勝利後幾年，他們都同住在一個城市裡，卻不常見面，但仍互相關注着各人的工作，各人的處境，兩顆善良的心在黑暗的舊社會中都期待着有一天能看到人民的解放。
現在這樣的日子誕生了，而且兩人都有機會參與這樣日子的接生工作。
這是一次多麼使人興奮難忘的機緣！葉聖陶在剛誕生的《文藝報》&ldquo慶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rdquo專版上發表了一篇頭條短文，他說：
文藝界從來沒有像這一回文代會似的大集會。
包括的部門這麼多，代表所從來的區域這麼廣，都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