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書。
巴金在解放初期幾次赴北平開會，雖然十分忙碌，也還是抽空去琉璃廠舊書店集中的地方，買了幾本珍貴的書籍帶回上海。
但他這時對他曾經耗費了十多年心血與精力，培育扶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卻已經難以繼續主持下去了。
這是因為内部的人事糾紛過于擾人。
文化生活出版社經抗戰勝利後幾年的慘淡經營，業務有了發展，資産也有所增加，基礎比過去穩固多了，在進步的新出版業中有了較高的地位和威信。
這一情景，臨近解放，愈顯突出。
但也就在這時，原先忙于自身工作的創建人，和一些過去與出版社有些關系的朋友們，都因形勢變化，想再回出版社領導工作，或再跟出版社挂上鈎以進入文化界。
這樣出謀獻策的人多，相互間意見又不一緻，甚至由此産生隔閡，巴金竟也成了矛盾的中心，原來簡單的事也複雜起來，使書生氣的巴金窮于應付。
他沒有想到他放棄了自己寶貴的寫作時間，希望為人民做點實際工作，使出版社剛有了一點成績，竟惹出如此多的麻煩，看來還不如埋頭寫作，從事本行的好。
解放後半年多來，他幾次去北京開會，出版社工作更難兼顧，因此先後辭去出版社有關職務，最後連挂名的總編輯也難以繼續，全由老友吳朗西主持。
恰好這時，馮雪峰來征求巴金意見，說國家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邀他去京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
巴金想我連一個私營的出版社都沒辦好，被人事糾紛弄得煩惱不堪，怎麼能領導一個國營的大出版社；還是專心從事寫作，為新中國寫點作品吧。
好在胡、馮兩位都是多年老友，想必能夠諒解的。
因此他把自己的心意表達了。
結果馮雪峰隻好自己應召赴京，把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職務承擔下來。
巴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逐漸卸去後，卻又不得不為後來的平明出版社出點力。
這是因為這個新辦的出版社的創辦人李采臣是他的弟弟。
李采臣原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人員，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協助巴金總管業務，他對業務比較熟悉，辦事幹練；為出版社增加資産，有過不少貢獻。
他的缺點是說話鋒芒畢露，頗為自負，往往給人難以共事的感覺。
文化生活出版社本來就與一般企業、商店不同，它類似同人組織，組織機構又不很完善，有點關系的朋友都愛在這裡發表意見，作種種幹預，容不得李采臣這樣不善于與大家搞好關系的人。
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冬天，巴金去北京開會期間，文生社董事會臨時通過決定，要李采臣辭職。
而平明出版社，正是李采臣辭去文生社工作後，拿出自己僅有的一點積蓄，找原立達學園的老同學馬雲、鄭明遠、陸清源、李德洪等人商量籌集股金開辦起來的。
這時，文生社的一部分老朋友，如王辛笛、李健吾等，也紛紛出錢認股，并要求巴金主持編務，作個挂名的總編輯。
巴金不能坐視兄弟失業，覺得李采臣精通業務，在人民剛獲得解放需要新文化的時候，讓他再有一次鍛煉的機會也好，因此巴金對平明出版社的編輯工作上曾給予有力支持。
在後來短短的幾年中，平明出版社共出版了《契河夫選集》《巴爾紮克選集》等書三百多種。
一九五○年三月，巴金的最小的弟弟李濟生從四川來，他是應吳朗西電召來上海述職的，并商量今後重慶辦事處的業務問題。
濟生主持文生社成都、桂林、重慶等分社有年，算得出版社的一個老職工。
這時巴金剛從北京參加全國文聯第四次常委擴大會返滬不久，住醫院為疝氣動手術後回到家裡，為了不影響即将臨盆生産的蕭珊休息，他住在二樓。
李濟生來上海，也就臨時搭個帆布床和巴金住在二樓那間平時接待客人的屋子裡。
他有與他哥哥那樣的熱情，并且心直口快，見了巴金更有說不完的話，兩人睡在一間房裡，外邊的人聽他們大聲談話，還以為有一屋子的人在裡面。
兩人談話談到深夜，第二天醒來就遲了，于是小林從三樓下來，看這個新來的叔叔還躺在屋子中央，閉着雙眼打鼾，便好奇地用小手去搔他的鼻孔，濟生醒來，不覺哈哈大笑說：“别搔，鼻孔裡髒—一！”巴金也醒了，看小林一副好奇的樣子，知道她聽不懂濟生的四川話，也就笑着對他說：“你别說髒，她不懂，上海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