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回到上海，人家要他去參加的各種會議還是每天排滿，而他仍在晚上勤于執筆。
就在這個時期，他發表了他的譯作《紅花》與《信号》，那是隻活了三十三歲的舊俄時代作家迦爾洵的短篇小說，他在俄國文學史上曾被稱為“社會心理小說的創始人”。
巴金還把這個作家的生平介紹給中國讀者，然後又加了迦爾洵的另外兩個短篇《一件意外事》和《癞蛤蟆和玫瑰花》，用以揭示沙皇統治下人民痛苦的生活。
此外，巴金還把這次出訪華沙，在途中和回來後寫成的有關散文，編成一個《華沙城的節日——波蘭雜記》：另把在奧斯威辛所見所聞，編譯成一個圖畫集《納粹殺人工廠——奧斯威辛》，一并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當時平明出版社人手雖少，業務卻逐步發達起來，幾年工夫，不過增添了一兩個人，書卻出版了不少。
譯筆謹嚴的傅雷對出版要求一向很高，但他對巴金十分信任，他把自己重譯的羅曼。
羅蘭的《約翰。
克利斯朵夫》，和巴爾紮克的《高老頭》、《歐也妮。
葛朗台》等幾部名著全部交平明出版社出版。
巴金還在過去編輯工作中發掘了個翻譯新手，并給以培養和充分信任，把二十八本的《契河夫選集》翻譯任務交給他，這就是後來成為翻譯界名家的汝龍。
從波蘭和蘇聯回來後第二年，國内随着土改、鎮反運動的開展，同時在知識界開始了思想改造運動，和關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巴金是看過電影《武訓傳》的，他記得當時是作為解放後一部重點影片來鑒賞的。
趙丹在三十年代主演的《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巴金很早看過。
這次趙丹在影片裡飾武訓，他的演技十分傳神，他那老淚縱橫受盡侮辱，仍然堅持求乞募捐辦學的形象，曾給巴金以深刻的印象。
但是現在這部影片受批判了，許多人為它說過好話，現在都作了檢讨。
在上海，連夏衍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誤。
巴金幸虧在看了《武訓傳》影片後，沒有公開發表過什麼言論，他總算逃過了這個403403關，沒有參加這一次文藝批判運動，但是他對趙丹當時的心情是想象得到的。
不久，他又離開喧鬧的上海，參加老根據地華東訪問團沂蒙山區分團，到山東地區參觀訪問。
他是抱着改造自己思想的心情，去這個老根據地進行了解和學習的，雖然在名義上他是這個分團的副團長，同行的人不少，其中有他的老朋友靳以，和靳以的同事、在複旦大學教書的方令孺。
七八月裡的天氣，非常炎熱，而在沂蒙山區，這時卻是雨季。
他們先到了濰坊市，然後從濰坊到沂水。
巴金跟着大家沿路聊天，留心周圍事物，随時向大家謙遜地提出問題，了解情況。
他像新聞記者一樣，經常手裡拿着一本筆記本，凡有可記的，他都把它們一一記下。
有一次，大家乘着客車在公路上行駛，中途遇到了大雨，恰在這時汽車要擺渡到對岸，而車上人多，渡船怕超載，隻好動員一部分人下車。
巴金知道後，他首先下車，接着大家也就紛紛跳下車來，汽車和人終于分批順利到達對岸。
巴金從不以自己是訪問團的領導成員而高人一等，享受特殊待遇。
在這一點上，靳以和方令孺也是這樣。
方令孺性情坦直，心裡藏不住一句話，凡是她想到的，她都要說出來。
她也抱着知識分子要改造思想的決心，所以在訪問老區過程中，主動找苦吃。
她和一個女同志同住在一個農民家裡，她的床就傍着一具棺材，她并不在意，還把它作為鍛煉自己膽魄之用。
巴金過去與她雖認識，卻不很了解，從那時
候開始，他與她熟悉了，并和靳以一樣，稱她做“九姑”。
巴金一到莒縣，就和靳以、方令孺他們一起住在一個小學的校舍裡，自己挂蚊帳，自己掃地，自己灑洗。
他們冒着炎暑步行，走到沂水專署，分批接待烈屬和軍屬，然後和大家一起座談。
當這些烈屬和軍屬老人來到時，巴金看到他們滿身汗水，就親自給他們倒洗臉水，還為他們點火敬煙。
在座談會上，巴金與靳以、方令孺等都熱情地不斷提問題，向老人們請教老根據地人民的鬥争曆史，和眼前的生活情況。
巴金在老區參觀訪問過程中，每到一個地方，都如饑似渴地希望自己能對新的世界多了解一些，能多熟悉一些，多懂得一些。
但每當群衆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巴金，向他求教，要求他能向大家講一些話時，他卻總是紅起臉來，一句話都講不出，最後隻好仍像他在抗戰前那一次向一些中學生講話時那樣，十分腼腆他說出一句：“我不大會說話。
”
巴金急于要求自己接近人民群衆，了解人民群衆生活，并在寫作上表現人民群衆的思想感情，不久，他終于上朝鮮前線去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