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話，要求編輯“筆下留情”。
他說：“我有一個很膚淺的疑問：是不是成熟的作家的‘佳作’，都是編輯修改出來的呢？随便舉幾本書：《戰争與和平》、《複活》、《父與子》、《紅與黑》、《包法利夫人》、《阿Q正傳》，它們是經過誰修改的？……不錯，沙皇統治時期中，在俄國有人喜歡删改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河夫和高爾基的文章，但這種人絕不是編輯；國民黨統治時期，在中國也有人删改過魯迅的文章，但這種人也絕不是編輯，”他又說，“我也曾做過文學刊物和出版社的編輯，也曾看過‘成熟的作家’們的來稿。
我一字一字地校過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原稿，我不但沒有在那些原稿上删改一個字，我反而學習到許多東西……魯迅先生的生活态度和工作精神對我有更大的影響。
在二十年的編輯兼校對生活中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虛心‘、’認真‘、’負責‘。
我懂得關心人，尊重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作品，尊重别人的風格。
我懂得：編輯的工作是為作者和讀者服務，任勞任怨……“
他的這個意見，當時雖曾引起出版社個别編輯的不同看法，但了解當時新聞出版界情況的人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為什麼巴金會有這些飽含辛酸的感受，因為他和其他不少作家的文章都曾多次、特别在反胡風運動中，被人任意宰割，甚至被“加上編輯得意的話”。
他是以自己的切膚之痛，來為廣大作家們呼籲的。
至于改稿，他在後來一篇題目叫《辭〈帽子〉》的短文中作過闡述，他聲明并不曾斷言文章完全不能删改，但這可以由編輯和作者雙方協商解決。
正在巴金與一些作家、藝術家和其他各界的專家學者們剛剛開始試着“鳴放”的時候，有些人已經覺得不耐煩了，他們提出這樣的反問：“不需要‘争得好、鳴得好’嗎？”也有人在《文藝報》提出了要求“持平之論”的大旗，認為巴金的“觀衆的聲音”“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最近幾年的戲曲改革搞壞了一切事；似乎……似乎解放後強調提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戲曲改革方針是毫無必要的”。
這樣，使巴金不得不在剛從北京遷回上海複刊的《文彙報》上發表《秋夜雜感》，對這些批評予以反批評，他說：“現在的問題絕不是‘鳴’聲多，而是‘鳴’聲少，這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因為人并非電鈴，隻要手一按就會發出‘鳴’聲。
就拿我來說吧，即使有了這樣好的方針，也得讓我對一些問題好好思考一下，我才可以‘鳴’出我個人的意見，……所以在這樣的時候提出‘争得好、鳴得好’的問題來，實在太早了。
”對要求“持平之論”的人，他說：“幾年來一直給壓在‘保守思想’這頂帽子下面的‘觀衆’今天剛擡起頭來發出點聲音，就隻見‘持平之論’的大旗在前面迎風招展。
他隻好埋下頭去不響了。
”他認為要讓人家訴苦訴得太多了的時候，才有可能出現“持平之論”。
而在目前，向他提“持平之論”的“挹松同志”，他的“持
平之論“卻并不真正”持平“。
巴金說他那篇“觀衆的聲音”，隻是指出了戲曲改革中的一些缺點，并不想把文章寫得“全面”。
他認為那種“肯定優點，指出缺點，然後提出一些改進工作的具體意見”的文章，寫的人已經夠多了，用不着他來寫。
巴金驚奇于挹松同志說他“舉出《三岔口》和《雁蕩山》作為‘專家’破壞遺産的罪證”，并對“專家”加注：“新文藝幹部”，而他根本不知道從事戲改工作的是新文藝幹部，他認為作為觀衆花錢看戲，就戲論戲，用不着知道其他。
也就在這一九五六年九月間，在反胡風運動中顯過身手的姚文元，終于耐不住寂寞，在《人民日報》發表《扶得東來西又倒》，說自己“近來看了某些尖銳和不尖銳的文章”，“深感矯枉過正的現象嚴重”，因而要求批評有個“努力的方向”，即“恰到好處”，認為“恰到好處的批評是最尖銳，最正确的批評”。
巴金當然沒有想到這個人後來竟會和張春橋一起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克星，他當時仍把他當作一個剛露頭角的青年作者來看待。
他以非常坦誠的态度，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千字文，與他進行說理。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