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姚文元同志認為‘很多人不習慣于這種恰到好處的藝術’。
我覺得‘不習慣’的說法就不是‘恰到好處’的說法，因為這不符合事實。
說話沒有達到‘恰到好處’的水平的人并非‘不習慣’于‘恰到好處’，而是這個水平不容易達到，絕不是單憑個人主觀的努力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的。
我們固然看見過連臉部表情都是‘正确’的人，但是我們更常見的卻是那些喜歡在‘報告’或‘發言’後面加上一句‘我的意見不一定妥當’的人。
我覺得後面一種人更可愛，因為他們實事求是，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達到了‘恰到好處’的水平以後才出來發言……即使沒有說得‘恰到好處’，也可能對人有益。
據我個人理解，‘百家争鳴’的方針至少不排斥這麼一個作用：鼓勵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使因此發生辯論，這種辯論也有助于闡明真理。
”
真理在哪一邊？誰的話符合真正的馬列主義？這是非常明顯的。
但不幸的是，“争鳴”不由持真理的人左右，他們說的合乎真理的話，反而在日後成為他們的“罪狀”。
巴金在這個時期所發表的雜談，後來都成了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據以打擊巴金的“法寶”。
寫文章為生的巴金，卻并不了解别人所設陷階的可怕。
他在發表了《恰到好處》與姚文元對陣之後一個星期，即當年九月二十七日，又在《解放日報》“雨夜雜談”作《論“有啥吃啥”》的雜文。
這次他越出文化藝術出版界的範圍，來談社會生活問題，對當時的上海市委領導人要求人民不要揀精挑肥，苛求市場供應，應該“有啥吃啥”的講話，提出了意見。
作為全國人民代表、上海文聯和作家協會主席，他對上海人民的生活問題談了一些看法，本來是很正常的。
他說，有些人隻看見酒樓菜館的人群擁擠，卻不曾去聽聽家庭主婦和保姆們因每天在菜場排隊買菜的困難而發出來的牢騷，以為隻要大聲一呼“有啥吃啥”，館子的營業就可以清淡起來，菜場上從此可以再看不見排隊的人。
這樣想法實在太簡單了。
“其實即使真的做到了這樣，也不見得就解決了問題，因為人民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
”因而他認為“有啥吃啥”的說法有問題。
當然，目前的确還存在着困難，我們不可能一下子把生活水平提高多少倍，做到“吃啥有啥”，然而人們的需要
仍還應該受到尊重。
“我們國家裡現在的确有少數這樣的人，他們隻圖自己方便，甯願叫多數人不方便。
對于他們，‘有啥×啥’的說法就是一個‘錦囊妙計’。
過去有一個時期，有些省裡連老頭子也穿起花花綠綠的汗衫來了，因為有人在鼓勵‘有啥穿啥’。
花布多了，賣不出去，連小學校的男老師也得買幾尺花布……農民手裡剛剛有了錢的時候，推銷工業品的任務又來了。
這些農民不是吃了‘有啥買啥’的虧麼？但是對于推銷‘存貨’或‘完成任務’的人，‘有啥買啥’倒是無上法寶了。
”
巴金在這個時期所寫的這些雜文，其實是他在解放後十六年中所寫的作品最接近自己生活，也最能表達自己真情實感的寫作成果之一。
雖然這些也是響應号召而寫的，也是為更好建設社會主義而執筆，但決不是為了應酬，應付人事，或出于無奈，言不由衷；而是發自内心，充滿着對人民的忠誠。
這個時期，他還連續寫了幾篇追念魯迅的文章，自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篇《憶魯迅先生》的散文，以抒發建國初期迎着燦爛的陽光表示對魯迅的感激之情以後，他一直不曾寫專文懷念魯迅。
這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魯迅七十五歲誕辰，十月十九日是魯迅逝世二十周年，十月十四日，上海市還為魯迅舉行了遷葬儀式。
那天早晨，作為上海市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籌備委員會主任的巴金與特地從北京趕到上海來的茅盾、周揚、許廣平，以及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來到虹橋萬國公墓禮堂。
他們看到人們已經把魯迅靈柩從舊墓中掘出，進行了整理裝修，放在禮堂中央。
他們就把預先準備好的鮮花呈獻上去，并把寫着“民族魂”三個大字的複制旗幟蓋在靈柩上，然後他們又與章靳以、唐弢、許欽文、孔羅荪等一起從虹橋随車運柩來到虹口公園。
虹口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