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梭，轉眼新中國建國十周年已在眼前了。
盡管一九五八年出現的大躍進形勢，到當年年底，已發覺問題嚴重；但由于廬山會議不是反&ldquo左&rdquo，而是堅持繼續反右，雖然時間到了一九五九年秋天，&ldquo三面紅旗&rdquo（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仍在全國各地迎風飄揚。
報紙還因為國慶十周年就快來到，變本加厲地宣揚着&ldquo三面紅旗&rdquo給偉大祖國帶來的新氣象。
報紙的版面一反常态，不僅用紅色套印連續報道來自各處的&ldquo勝利&rdquo消息，而且所用字體越來越大，畫面越來越多，因而版面發稿字數也就越來越少。
最受用的，還是那些在報社工作的校對先生們，他們因為校樣字數的減少，而感到工作輕松起來。
随着新聞報道水稻畝産萬斤等神話的出現，文藝界的奇迹也突然應運而生。
不論在農村，還是在市區，到處舉行着賽詩會和賽歌會。
就在這些會上，往往一個晚上就湧現出千百個作家和詩人，有些地方甚至連念慣符咒的巫婆，這時也都重又冒出來，變成了能唱善哼的民歌手。
工廠的車間裡，不僅在牆上，就連機器上也都貼滿了&ldquo我就是龍王，我就是玉皇&rdquo這一類的詩句。
上海作家協會大廳裡也日夜賽詩賽歌，鼓聲鑼聲不斷。
随着大批知識分子和幹部&ldquo下放&rdquo到工廠和農村勞動，作家也像一群鴨子似地被一陣潮流沖了下去，這本來也許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可以讓他們看到基層的實際；但不知一種什麼力量，使大家看到的情況大都屬于假象，許多人一到工廠就閉起眼睛歌唱&ldquo大躍進&rdquo；一到農村，就說&ldquo吃飯不要錢就是好&rdquo，毫不懷疑地相信毛澤東所誇說的&ldquo中國可以在十五年之内趕上英國&rdquo。
經過反右，在&ldquo大躍進&rdquo中膽戰心驚的巴金，雖然沒有像當時的一些中青年作家那樣在熱火朝天的高潮裡，變成随口亂喊的良歌手；但是，他還是不斷地忙于應付眼前的各種任務，用散文形式寫了不少&ldquo贊歌&rdquo。
這些&ldquo贊歌&rdquo，跟郭沫若寫《遍地皆詩寫不赢》組詩，茅盾寫《躍進中的東北》通訊一樣，都受了當時許多虛假現象的蒙蔽，以緻都犯了浮誇的毛病。
郭沫若當時寫的詩，還經常由新華社編發，由于他的詩所記述的生産數字，跟不上每天&ldquo躍進&rdquo數字的變化，所以他的詩從寫成到發稿，常有多次的數字更改，這從現在他留下來的詩句就可以想象到。
如&ldquo番薯争取畝産一萬斤&rdquo，&ldquo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rdquo，又如&ldquo不闖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rdquo。
這樣的詩句，即使不算是當年所提倡的&ldquo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rdquo創作方法的典型，也至少可以看出當時在&ldquo文藝為政治服務&rdquo的口号下，郭沫若在創作中所作出的可怕犧牲。
巴金當時的&ldquo贊歌&rdquo雖然還不曾出現詩人般如許的&ldquo浪漫主義色彩&rdquo，但他和郭沫若、茅盾一樣，出于對舊社會的厭棄，對新社會的熱情，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他也跟着大家唱出了對誇大了的現實的頌歌。
巴金在一九五九年為上海報紙寫的《一九五九年元旦試筆》，頌揚大躍進&ldquo震驚了全世界&rdquo，他描寫我們的社會：&ldquo人們踴躍地參加義務勞動，好像去吃喜酒一樣；公社裡吃飯不要錢；在很短的時間裡，已基本上掃除了全國的文盲；千百萬首詩，幾千萬幅畫在各地方出現；技術革新的花在每個角落都開得鮮豔異常。
&rdquo他甚至把在法國信仰無政府主義時背熟了的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