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工，穿着新衣服，捧着決心書，準備在技術革新運動中去當标兵；聽到的是一些先進工人對他的談話。
他們向他申訴個舊工人過去生活的苦難，并介紹從小被騙到礦山戴過腳鐐下洞的老“砂丁”和他認識，還在晚上陪同他去京劇院看《楊八姐遊春》，在看到戲中皇帝出醜和楊八姐罵昏君時，巴金和這些工人一起歡笑。
在個舊逗留了六天以後，巴金曾經想把他在一九三二年所寫的中篇小說《砂丁》進行改寫，但是當時接連不斷的“中心任務”幹擾了他對自己的創作認真考慮。
他還是被“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勢所困擾着，急于匆匆地反映眼前的“春天”。
至于他所看到的春天裡的個舊，究竟也隻有短短的六天時間，他能寫出兩篇散文來表現它，應該說已經很不差了。
至少他所描寫的六十年代初的個舊，比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個舊，已經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景象，這該是十分真實的。
至于巴金在六十年代初所看到的錫城個舊，是不是全部，是不是還停留在表象上，那就要讓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個舊人來回答當年“大躍進”時期，他們曾經用怎樣的心态來接待過這個全國人民代表了。
對巴金來說，他在一九六○年到個舊，還是和他在一九五九年到新安江工地一樣，接觸了一些現場，開拓了視野；但他不是生活在真空裡，他的思想和文章不能不受當時“躍進”迷霧的影響，當然，比一九五八年唱的“贊歌”，也許已經切實多了。
巴金這一年到雲南視察，是在三月中，看來早已到了春天，但兩年前對他的作品批判，留在他心頭上的寒流，并未消除。
就在他來昆明前的一個月，他還因一個朋友的遭遇而感到煩惱。
這個朋友就是一直和他與蕭珊有來往的楊苡。
楊苡在南京大學教書，常與巴金和蕭珊通信，也和靳以是好朋友。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靳以去世，楊苡按理是會親自來上海向他遺體告别的，但她竟沒有來，隻拍個電報給蕭珊，要她代送個花圈。
原因是她的兩篇兒童文學作品出了問題，受到了批判；人們還把批判會發言記錄全部刊登在江蘇省文聯主辦的刊物《雨花》月刊上。
一九六○年二月，楊苡悄悄地來到武康路巴金家中，她看到蕭珊正在家中幫助巴金處複讀者來信，還知道她在最近曾去建設工地和郊區農村人民公
社“下生活”，改造自己的思想，這使楊苡想起過去許多事情。
那時蕭珊還是上海愛國女中的學生，抗戰一開始，她就抛棄舒适的生活，冒着敵人的炮火，走上前線去做救護工作。
上海淪陷，變成“孤島”，她就來到内地在西南聯大讀書，還在晚上參加舉着火把的抗日愛國遊行。
抗戰後期，她和巴金組織了和睦的小家庭，變成了能夠吃苦耐勞的主婦，一解放，她又學習俄文，力求上進，有了更多美麗的夢。
她曾和楊苡随意談笑中說她打算在前面的草坪上，豎起一個架子，裝一個白色的長吊椅，一到春天，就可以和巴金坐在一起看書，然後搖呀，搖呀，說得大家全都笑得合不攏嘴。
……現在，她正在看信，隔幾天又要“下生活”去。
看來她也有了變化。
楊苡把有關自己最近被批判的事，告訴了蕭珊，也告訴了巴金，并說有人甚至說她“配合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
三個人坐在二樓卧室隔壁的大書房裡，爐火雖然燒得很旺，但仍覺得非常寒冷。
聽了楊苡的叙說，蕭珊憂郁地這樣發問，卻又好像在問自己：“怎麼可以這樣說呢？事情怎麼會這樣發展的呢？”她真不懂，楊苡也真無法回答她的發問。
這時，巴金卻悄悄地告訴楊苡，說：“靳以臨死前，在醫院裡也聽說你受到了批判，他很不放心，曾叮囑我，要我幫助你……”
雖然楊苡得到巴金、蕭珊的安慰和勉勵，增強了生活的勇氣；但說實在，巴金自己的心也還沒有完全安定下來。
不久前，還有人在一家大學學報上發表文章，用着那個時期最流行的腔調，說《寒夜》中“人物的革命活動都沒有和當時黨領導的工農群衆的革命運動有所結合和聯系”，在今天如果不對此“加以批判地分析”，那就“對讀者有極大的危害”。
至于《寒夜》中，究竟有哪個革命人物，有哪些“革命活動”？那個批評家并沒有指出，這就不僅使這部小說的作者巴金心中無數，難以回答；就是所有讀者，怕也對這個批評家提出的問題，感到離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