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奪權的罪行，開會的時間多一些。
揪出‘四人幫’，全國歡慶，人心大快。
你也想得到，他們壓在我頭上，像一塊大石頭，壓得我透不過氣來。
……但現在他們完蛋了，真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不過總會解決的，希望有了。
國家和人民前途十分光明，個人的問題也容易解決。
我仍在譯書，但進行得很慢。
”就在同一個時候，巴金的另一個朋友徐成時寫信給他，要他寫申述信，找有關人談談情況，以求問題徹底解決，巴金回信說：“我考慮了一陣，覺得還是靜候為好，我自己不想講什麼，更不想申述。
但我估計會有人來清查的（清查‘四人幫’幹的壞事）。
我不講，也可能别的人會講，因為舊作協還有幾個人也是吊着沒有徹底解決，而且吳強至今還在靠邊。
倘使大家都不講，也沒有人來過問，那麼就讓曆史來裁判吧。
這一點我倒有充分的自信。
反正‘四人幫’已垮台，他們（特别是張春橋、姚文元兩個壞蛋）再也害不到我了。
除了四害，國家前途很光明，充滿了希望，我能夠安靜地活下去，就非常滿意了。
”
巴金對時局的估計沒有錯，一九七七年一開始，竊踞在文化新聞出版系統做頭頭的“四人幫”爪牙陸續被撤換掉了，到了四月中旬，有個晚上，市委有關部門新的領導人洪澤、馬飛海來到了巴金家中，向他正式宣布“四人幫”對巴金的“結論”應該撤銷，同時又吩咐工作人員來把他長期被封的房間和書櫥都打開，并通知出版局要舊作協清理組将巴金過去被抄去的東西一一歸還。
當時柯靈和工西彥被封房間也已啟封。
柯靈是由于電影局領導向作協清理組交涉後才把房間啟封的。
王西彥則出于義憤，毅然把被“四人幫”無理查封的房間主動打開。
這時隻有倒黴的吳強還沒有得到“解放”。
過了一個月，即這一年五月中旬，《文彙報》的文藝副刊編輯，就是二十年前巴金訪問成都老家回滬後曾向他說過“我總覺得拍了一個作家頭銜，而寫不出一部像樣的作品，是愧對人民的”這樣一句話的那個記者，這次又來到已金家中，他希望巴金能在停筆十年後，重拿起筆來寫文章。
巴金表示
猶豫，他一時竟不知道該寫些什麼，似乎也不想在這個時候在上海報紙上寫文章。
但是這個編輯和他同來的一個正在報社從事清查工作的老報人也是巴金的熟人，一再要求巴金動筆，并告訴巴金報社人事已有變動，以及讀者對他的迫切期望。
“讀者多少年不曾讀到你的文章了，你就用寫信的形式來和大家談談心吧。
”巴金終于接受了這個編輯對他的要求，開始結束了他十年的沉默。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彙報》酣刊終于發表了巴金在“四人幫”
粉碎後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
這封信約五千字，一開頭就訴述了自己在“四害”橫行中的遭遇，他說：“過去我隻能在書中讀到的或者聽見人講過的一些事，現在我都親身經曆了；有些事則是過去我不相信會有，而現在我的朋友終于遇到了的，如殺人滅口、借刀殺人之類。
十年中間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隻寫了無數的”思想彙報“，稍微講了一兩句真話，就說你翻案。
連在日記本上寫了幾句簡單的記事，也感到十分困難。
我常常改了又改，改了再改，而終于扯去，因為害怕連累别人。
我知道我隻有隐姓埋名地過日子，讓人們忘記，才可以躲開黑幫們的大砍刀。
他們用種種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對付我，處心積慮要使我以後永遠不能再拿筆。
”
巴金還在信中談起“四人幫”最後隻許他搞點翻譯，以示“寬大”，而他想起四十一年前，曾經告訴魯迅先生自己準備全譯赫爾岑的一百幾十萬字的回憶錄，這樣就開始譯《往事與随想》，現在他“越譯下去，越覺得‘四人幫’和鎮壓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尼古拉一世相似”，因此他每天翻譯幾百字，他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裡行路，他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大久，因為他們作惡多端，已經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了。
人們應該想象得到，《一封信》發表的時候，粉碎“四人幫”才幾個月，當時“四人幫”在政治上雖然垮台了，但對他們的批判還不曾開始，他們長期進行法西斯統治的思想影響還存在，特别在文壇上，還是一片沉寂。
巴金的這篇文章充滿了他那長期受壓抑的對“四人幫”的憤怒之情，一如山洪暴發，猛烈地沖擊着敵人在十年“大批判”中為讀者設下的各種阻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