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巴金的家庭又熱鬧起來。
不但他的弟弟李濟生早已從吉林結束三整年的“慰問團”生活回到上海，現在又能三天兩頭來看他的四哥；連在甯夏定居二十多年的胞弟李采臣也特地趕到上海來與“靠邊”十年的巴金團聚一個月。
最使巴金感到安慰的是二十七歲的小棠，考進了複旦大學中文系，小林夫婦剛從浙江調回上海工作，這樣，他那年僅四歲的外孫女端端就再也用不到上海的三個老人為她日夜操心了。
樓上被封的房間也已經啟封，書櫥還都保持原來模樣，損失不多。
這樣，巴金也遷回樓上居住，又能在晚上伏案工作。
同時，客廳也恢複原樣，可以接待來客。
在平時來這裡談心的，是住在附近的那些老友王辛笛、孔羅荪、柯靈、王西彥和在作協最後被宣布“解放”的吳強。
特别使巴金欣慰的是，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的老友黃源、蕭乾和黃裳，得到徹底平反。
他感到意料不到的愉快。
巴金還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忙中偷閑，到久别的浙江杭州去了一次，在幽靜的葛嶺看望了一次黃源。
黃裳則在平反後又成為巴金家的常客，二十年的間隔，使他們的友情不是淡化而是增強。
對于蕭乾的關心，巴金真是情同兄弟。
這個時期他給許多朋友寫了許多信，但給蕭乾的信最為貼心。
當他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接到蕭乾的信後，就複信說：“看見你的字，仿佛見到你本人。
我想起許多事情，也想起你過去所走的道路。
以前的事不提了。
我們大家都忘了。
雖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還是應當向前看。
我希望你：（一）保重身體；（二）譯兩部世界文學名著；（三）寫一部作品，小說或回憶錄都行。
我們都得走到火化場，不要緊。
你有點才能，就不應該把它浪費掉。
出書不出書無關系，寫出來總會對後代有貢獻。
”
以後，他們又通了多次信，到了一九七八年九月，巴金又在信中與他談起寫作的事。
他說：“你寫小說我贊成，而且你能寫，也應當寫。
但是寫小說，要寫得深些，要反映現實。
為了宣傳，還不如寫報告文學。
我希望你寫點能流傳久遠的作品。
不然，翻譯幾本能流傳下去的書也好。
倘使為工作寫些報道，也是需要的。
但業餘時間裡搞點東西，總得搞點更有意義的東西。
我也想寫一兩部長篇，但我想寫的是我真正看到、感受到的東西。
我想反映真實的生活，不過如何反映，得好好考慮。
我決不寫表面的東西。
我沒有幾年可以工作了。
因此我不想浪費時間。
我忙，但是我常常在考慮這個問題：怎樣寫一兩部長篇來結束我的寫作生活。
”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他連續收到蕭乾給他的兩封信，他又回複道：“你和黃源錯劃問題得到改正，這是我很高興的事。
正義終于伸張了。
以後有限的、珍貴的時光，要好好地合理地使用，不要再浪費，做你最擅長做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有計劃地搞點東西出來。
不要随便聽指揮，随便按照‘長官意志’辦事，弄得一事無成。
”
巴金在這些日子裡給蕭乾寫的兩封信，很明顯的一點，是他比在一九七七年所寫的三篇文章《一封信》、《第二次解放》和《除惡務盡》（在《人民日報》編輯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都有了更多的思考。
人們知道，一九七八年五月在京滬各報所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是中國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
這篇由胡耀邦審定、得到鄧小平支持的文章，發表以後，曾被當時某些人在許多場合指名譴責，并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還批評首先發表這篇文章的《光明日報》領導人缺乏黨性。
六月二日，
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批評了那種把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說成是“犯了彌天大罪”的奇談怪論。
他說，這種現象反映了林彪、“四人幫”把黨和軍的思想搞亂到什麼程度，把革命學風敗壞到什麼程度。
“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
”也就在這時，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而又受林彪、“四人幫”長期迫害，深感“四人幫”搞的一套蠻橫無理的作家巴金，他對過去的創作經曆開始進行了反思。
就從這個時期開始，巴金想寫自己“真正看到、感受到的東西”：“決不寫表面的東西”。
同時，勸蕭乾“不要随便聽指揮，随便按照‘長官意志’辦事，弄得一事無成。
”
當然，和許多人一樣，巴金的思想發展也有一個過程。
他不是生活在真空裡，他雖深受“四人幫”迫害，吃的苦最多，對“四人幫”也恨得最深，但曆史的灰塵仍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現在，雖然“四人幫”粉碎了，一開始寫的文章仍不免偶然出現當時的“豪言壯語”，特别是當時有些曆史的真相還不曾公開，有些迷霧還把人們的眼睛掩蓋着。
有些套話，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寫文章也無法避免。
當然，從這裡也可以看到，當時巴金在文壇上比誰都一馬當先，勇于控訴“四人幫”，揭露“四人幫”，是十分難得的，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