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無畏精神，是不可能的。
這一年的四月，他讓李緻為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他在“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本書《巴金近作》第一集。
如果按照曆史規律，實事求是來看問題，那麼從一九七八年九月巴金給蕭乾寫的信中所說的話，就可以看到巴金寫《随想錄》的思想準備，在這個時期已經開始。
他說的“我想反映真實的生活，不過如何反映，得好好考慮”。
時代把巴金推向前面。
就在他開始寫《随想錄》的前幾天，巴金寫了一篇《爝火集》序，對自己一年前寫的《家》重印本後記作了自我批評，他說，通過“文革”，他才懂得“我們過去的确隻有封建傳統，沒有民主傳統。
今天在我們的社會裡封建流毒很深、很廣，家長作風還占優勢。
據我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大反封建。
去年八月我寫了《家》的重印《後記》，我說這部小說已經完成了它的‘曆史任務’，我并不是在說假話，當時我實在不理解。
但是今天我知道自己錯了。
明明到處都有高老太爺的鬼魂出現，我卻視而不見，我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無知。
”
巴金的思想飛躍，給中國文壇帶來了福音，這就是《随想錄》的誕生。
前面的三篇文章，正是它在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寫成的。
這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的《看》、《再談》和《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三篇共同的主題是促進人們思想解放的。
它通過贊揚日立電影《望鄉》，對我國多年來對外國影片采取封閉政策提出了批評；同時對“四人幫”把西方文學名著一概打倒的愚民政策也進行了鞭撻。
他要求文學藝術向人民群衆開門。
而恰恰就在這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問題的讨論，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的思想的嚴重束縛，使人們在思想上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與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
這恰好反映了巴金開始寫《随想錄》時的思想要求：“據我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大反封建。
”
巴金不但在一九七七年春天的文壇首先沖開無邊的黑暗，來打破無底的沉默；而且他還通過他自己的實踐經曆，在一九七八年冬季與中國共産黨人一起覺醒到怎樣才能把周圍的寒氣消除，來迎接面臨的春天。
一九七九年十月，秋高氣爽的北京，迎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千一百八十七位文學藝術界代表。
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
這是一支相當于三十年前第一次文代大會代表人數五倍的隊伍。
他們經曆了解放後十七年曲折的道路和“文革”的十年磨難，彙集到這裡。
其中不少人曾經吃盡“左”的苦頭，在十年動亂中死裡逃生，好不容易活下來。
許多人久别重逢，悲喜交集。
大家在言談中，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為痛恨。
當然，“四人幫”粉碎到這時已經三年了，巴金已不再像一九七六年十月剛聽到“四人幫”垮台消息時那樣興奮，一味興沖沖從喜字上想了。
在他的一生中，曾經有過四次社會變革的經曆：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勝利，他那時雖還幼小，實際情況是看到的：他父親興高采烈，私塾裡的老師也笑逐顔開，剪紙裁布，自做新旗，挂到屋門口去；但是一陣風，皇帝雖然下台，人們的日子還是照舊的過；第二次是抗日戰争勝利，他在重慶，大家點燈籠放爆竹，高興得連馬路上不相識的人都手拉手跳起舞來，但是有個共産黨朋友對他說：“不要高興得太早，今後的鬥争恐怕更複雜了。
”後來果然，國民黨大員迷着打内戰，把老百姓八年抗戰中受的苦都丢在腦後了；第三次是全國解放，新中國建立，當初他站在天安門城樓觀禮台上，看着人們向毛主席喊萬歲，連喊了六個鐘頭，一片狂歡景象，使他自己也感到“莫大的幸福”，不料在十七年後，可怕的個人崇拜和封建特權，卻給大家帶來“文化大革命”，使全國人民遭受了一場大災難，同時也把國家經濟推到崩潰的邊緣。
現在是第四次的經曆了，粉碎“四人幫”哪個不興高采烈？哪家不歡騰若狂？但是會不會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誰能保證不再發生剛剛被阻止的那場“文革”動亂？“我怎麼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穩，不會在夢中揮着雙手滾下床來呢？”特别是使他感到不安的，“四人幫”雖然粉碎，它們的爪牙還在陰暗角落裡時出時沒，使人痛心的是那些與自己一樣在“文革”中吃過苦、受過難的有些朋友，他們怎麼還不回過頭來接受一點教訓，而仍迷戀于足以使“四人幫”複活的“左”的觀點呢？特别是這一年來他已看到了這樣的迹象。
例如不久以前，河北省的刊物發表過一篇叫《歌德與缺德》的文章，公開堅持文學藝術繼續走對現實歌功頌德的道路，引起全國輿論嘩然，巴金也在《随想錄》中憤然發表意見：“《歌德與缺德》用意無非是拿起棍子打人。
難道作者真以為‘社會主義’就是靠吹牛吹出來的嗎？不會吧。
‘四人幫’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國國民經濟吹到了崩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