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難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見，就不明白？”
全國文代大會三千多個代表分住在北京東西南北各個招待所裡，最集中的是在西郊國務院第一招待所。
作為與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陳沂共同擔任上海代表團團長巴金，他也與代表們住在一個樓裡。
招待所的服務質量不差，但是環繞在他腦海裡的這些憂慮仍使他感到不安。
他已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了三十篇左右的《随想錄》，談到了不少有關“文革”的問題。
還提到蕭珊、以群、麗尼、馮雪峰等人的死，他們都是“文革”的受害者，這樣具體的例證難道還不夠嗎？多少年來我們自己不動腦筋，不真正從自己的生活感受和自己的思想實際出發，一直按照“長官意志”寫文章，結果是張春橋升官，葉以群跳樓！“四人幫”最初提倡“大寫十三年”，後來又提出什麼“三突出”“三陪襯”創作方法，結果是在自己的周圍設置了種種障礙，把搞創作的人捆死。
為什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文藝活躍的局面，魯迅、郭沫若、茅盾的許多作品相繼問世，而在“四害”橫行
的時期，文藝園中卻隻有一“花”獨放，一片空白，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者撂筆改行，或則被摧殘緻死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巴金回想自己從小就愛讀小說，第一部是《說嶽全傳》，然後讀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按說他就要大中其毒了，但是他後來又讀了其他的書并不曾由此中毒，可見塑造靈魂也好，腐蝕靈魂也好，都不是一本書能簡單地辦到的。
一個人實在用不到躲在溫室裡過日子。
而他正是讀多了小說，才開始寫小說。
而自己作品中的感情，自己的愛憎，則是從自己實際生活中來。
他認為生活的确是藝術創作的源泉，作品則是作者對生活理解的反映。
“盡管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對有錯，但是離開了生活總不會有好作品。
”所以作家應該寫他最熟悉的生活。
他自己就因為在解放後想寫新的人而又不熟悉新的人的生活，也就寫不出多少作品，更談不上好作品問世了。
他在一個會上發言，曾與許多人一樣，說過“創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話，他認為作家下生活，是極其尋常的事，但他認為必須讓作家自己去選擇生活基地，這樣就有利于作家去熟悉生活。
第四次文代大會開幕的第一天下午，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表對大會的祝詞。
這個祝詞全文五千字，駁斥了林彪、“四人幫”誣蔑“文革”前十七年文藝界被“黑線專政”的謬論：對文藝界許多人在與“四人幫”鬥争中做出了令人欽佩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表示了親切的慰問。
同時他還回顧了粉碎“四人幫”後三年中的文藝界工作，認為是“很有成績的部門之一”。
他要求文藝工作者通過自己的創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繼續同林彪、“四人幫”的惡劣影響進行堅決鬥争，團結起來抵制、譴責和反對來自“左”的和右的各種錯誤傾向。
他說：“人民需要藝術，藝術需要人民。
自覺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曆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
”他還要求文藝工作者不畏艱難，勤學苦練，提高自己的藝術表現能力。
他要求“各級黨委都要領導好文藝工作。
文藝家與讀者之間，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論，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
黨員作家應當以自己的創作成就起模範作用。
衙門作風必須抛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
”“如果把這類東西看作是堅持黨的領導，其結果隻能走向事情的反面。
”他說：“文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
寫什麼和怎樣寫，隻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
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幹涉。
”
鄧小平的講話，在會場上不斷爆發出如雷的掌聲，經久不息。
第二天，三千多代表分組讨論。
上海市的文學組代表四十七人，他們在西郊國務院第一招待所開會。
陳沂和巴金是團長，他兩人都參加了文學組讨論。
招待所八樓那個開會的房間雖然不算太小，但四十多人坐在一起竟擠得水洩不通。
雖然這樣，并不影響大家的情緒。
房間裡的人雖都來自上海，卻也難得有機會聚集得這樣齊全，使人感到這多年來各人的一本帳都是實實在在的，要忘卻過去，一時也很困難，但總算有個共同的議題了，這就是鄧小平的講話，他希望“文藝隊伍更加團結壯大”，文藝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幫助，互相學習”。
當然，要達到這樣的境界，首先應該明辨是非。
文學小組會上的讨論很熱烈。
主持小組會的是鐘望陽，他本是上海音樂學院院長，現在調來主持上海作家協會工作。
發言的人很多，除了表示十分擁護鄧小平講話精神外，各人還就各人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巴金的發
言是在蔣孔陽、王元化、王若望、李俊民、吳強等人發表了意見後才講的。
蔣孔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