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全國文聯所屬各協會同時也在北京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
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是在十一月四日開幕，至十一月十日閉幕的。
第一天大會由巴金主持，劉白羽緻開幕詞，李季作了關于作協恢複活動以來的工作報告。
以後就開始大會發言。
國務院第一招待所的會場恰好容納下來自全國各地的六百多個作家代表。
這些代表出于對社會主義祖國未來文學事業的關注，在這七天中，無不争先恐後在大會或小組裡發了言，表達了各人對當前文學問題的看法，和對未來工作的期望和要求。
會場上不斷出現熱烈的鼓掌與生動的場面。
當時，這種感人的情況，甚至十多年以後，還留在人們印象之中。
當代表們以贊許的掌聲與興奮的情緒聽了白桦的發言後，一個須發如雪的老者由人攙扶着走上講台，這就是被隔離十幾年以後，以八十三歲高齡出席大會的蕭三。
他在代表們如雷的掌聲中登場，激動的感情使他淚如雨下，嗚咽着說：“文藝的春天來了！願作青山不老松，和同輩人以及青年朋友站在一起，為祖國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接着是王蒙發言，他自從五十年代以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獲罪，在西北大草原上放逐二十年，最近才得到平反，安排了工作。
現在他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青年作家，站在台上向他的同行們訴述了自己的由衷之言，他說他當時“初生牛犢不畏虎，可能有些幼稚，甚至有些荒唐，但說實在我們絕無二心，沒有市儈氣，不懂得阿谀奉承和投其所好，在黨組織和領導同志面前，我們從不設防。
我們在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和準備的情況下，就擁到了反映現實、幹預生活的前沿陣地去了。
我們該責備的是，當時我們還不懂得一枝筆的分量，不知道為了說真話要經受怎樣的考驗，要付出怎樣的代價，要具備怎樣的鋼鐵一般的意志和水晶一般的品質。
我們是被黨的乳汁哺育成長的一代人，而搞極左的人，想竭力割斷我們與黨的血肉聯系，說我們‘反黨’，把我們驅逐出黨，但我們與黨的血肉聯系是割不斷的，即使在痛苦的日子裡，我們的心依舊向着黨。
而黨一旦重新允許我們拿起筆來，我們發出的第一聲歡呼和呐喊，仍然充滿了對黨的熱愛、信念和忠誠，我們所仇恨、所批判的正是黨的敵人，是危害黨的病毒和細菌。
難道我們對這樣的敵人、病毒和細菌也要來‘歌德’嗎？那是癡心妄想！……”
遼甯省作家韶華與思基認為，任何文藝作品都不可能不流露作者的政治态度。
但建國三十年來，在文藝和政治關系上，普遍存在着一種文藝等于政治、文藝圖解政治的傾向。
他們分析了過去一個時期的文藝現象是：一是把中心任務當作創作的題材和主題；二是許多作者為了配合政治任務常以工作過程、生産過程、政策貫徹過程、問題解決過程、人物成長過程，代替了自己的藝術構思；三是由于把政治與藝術劃等号，往往把人物身份、職務與階級典型等同起來。
寫黨委書記必是黨的化身，誰寫了書記犯錯誤，誰就是反黨。
貧下中農和工人必是正面人物，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因為受過資産階級學校教育，這樣命中注定是反面人物；四是把典型環境理解得簡單化，好像典型環境就是社會主義新中國，所以沒有缺點錯誤，沒有陰暗面，誰寫了缺點錯誤或陰暗面，有人就會反問：“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他們兩人的發言有例證，有分析，說服力強，同樣受到代表們的歡迎。
詩人柯岩像詩一樣充滿感情的發言，也得到長時間熱烈的鼓掌。
她說：
“我原想到會場來大哭一場的。
我要撲在我們那些飽受滄桑的文藝前輩的懷裡哭；要撫摸着我的同輩的早生的蒼蒼白發哭，要拉着來自基層，為了他們根本扯不上的‘文藝黑線’而受盡非人折磨和淩辱的兄弟姐妹的斷肢殘臂哭……”但是她到了會場，不想哭了，因為她聽見了進軍的号角，她看到了那麼多的同志都還活着，而且活得堅定，活得頑強，因而她不但為自己已穿過“四人幫”制造的血腥的漫漫長夜而高興，還将滿懷信心在明媚的春天裡歌唱。
她說詩歌雖被“四人幫”糟蹋得不成樣子，但另一方面詩歌又是這樣深入人心，這樣廣泛，多少人為天安門詩歌傳抄，為天安門詩歌流淚、背誦，而現在又有多少人在為張志新烈士舉辦詩歌朗誦會，在念《為真理而鬥争》。
現在“四人幫”被粉碎了，在這次會上鄧小平說“文藝工作者這支隊伍是好的，他們理應受到黨和人民的信賴和尊敬”，她說自己是含着沉思的熱淚聆聽的，她說：“我已不再年輕了，經過三十年的風風雨雨，經過十年血與淚的浩劫，我不但懂得了這句話的份量，而且我在思考：為什麼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也要花費我們黨和人民這麼漫長的歲月，這麼多的鮮血呢？”最後她又向文藝界領導“進一言”。
她的第一句話是“希望積極領導而不是消極防範”。
第二句話是“希望領導同志愛你們的兵”。
她說：“領導要深入群衆，了解下情，不要偏聽偏信，想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