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為我們兩國人民友誼的發展和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努力。
”巴金在受勳後，向密特朗總統贈送了新版十卷本《巴金選集》。
密特朗又在人們紛紛圍着巴金向他道賀時，對巴金說：“巴金先生，你對法國大革命的曆史知道得很多，我知道你曾經用文藝形式寫過丹東和羅伯斯庇爾，你對這些确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我很高興能夠認識您。
作為法國代表，我有機會為您授勳，我感到高興。
這也是法國的榮譽，因為您是當代世界偉大作家之一，您的作品在法國讀者中有很多影響。
”
在蘇聯，巴金的作品也有廣大的群衆。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蘇聯對外友好和文化協會，與蘇中友協在莫斯科的“友誼之家”聯合舉行晚會，為巴金提早慶祝他的八十壽辰，在會上，由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利季亞。
尼科利斯卡娅作了關于巴金的生平與創作的報告。
幾年以後，當巴金八十五歲生辰來到時，蘇聯駐滬總領事斯特羅科和他的夥伴們還來到巴金寓所，向巴金轉達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蘇聯駐滬領事館、以及蘇聯廣大讀者對巴金的問候，并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巴金的“人民友誼勳章”轉交給巴金，對他對“中蘇
兩國文化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表示感謝。
人們知道巴金不僅是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處女地》、赫爾岑的《往事與随想》、高爾基的《草原故事》等名著的譯者，而且在他主持出版社工作時，還有計劃有規模地向中國讀者介紹過舊俄和蘇聯作家更多的有國際影響的巨著，包括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巴金說：”感謝蘇聯人民授予我榮譽勳章，這使我想起五十年代多次訪問蘇聯的往事。
發展人民之間的友誼是我一生奮鬥的目标。
我始終記得列夫。
托爾斯泰那句話‘把人民團結起來就是美的善的’。
直到今天，托爾斯泰仍是我尊敬的老師。
我在十四五歲的時候，俄羅斯文學和它的人道主義精神，就曾喚醒我作為一個中國青年的年輕的靈魂，使我懂得熱愛文學、追求人民友誼，在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保持藝術家的良心。
“蘇聯總領事告訴巴金，由于巴金勤奮寫作，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追求真理，找尋光明，他的主要作品如《家》、《春》、《秋》等早已植根在蘇聯讀者心中，成為蘇聯文學界的一種精神食糧。
總領事還拿出他随身帶來的巴金新作《随想錄》，請巴金在這部書的封套上簽名。
巴金一邊簽名，一邊微笑說：”是讀者養活作家。
“總領事聽了，笑着回答說：”正如你作為作家常說的：
文學足以淨化人們的心靈。
“
日本人民對中國作家的友誼，更使巴金難忘。
六十年代他曾三次去日本，以文會友，結識了不少日本作家。
八十年代他兩次訪日，他因病住在華東醫院時，承日本作家的熱情關切，井上靖在一年中三次來醫院問候，并邀請他參加即将在東京召開的國際筆會大會。
另一位日本作家水上勉在寫了《成都遊記》、《在巴金故居舊址》之後，又與他的四個同行，到巴金家中訪問，也發出過再次赴日的邀請。
一九八四年秋天，巴金終于在病後應邀到東京出席國際筆會四十七屆大會，發表了《我們為什麼寫作》的講稿；并去掃了在“文革”期間曾殷切關懷過巴金安全的老友中島健藏墓地。
現在連井上靖都去世了，但是日本人民對中國作家的感情始終留在巴金心中。
日本文化界也沒有忘記這位對中日人民友誼作過貢獻的中國作家，當第一屆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别獎決定頒發給五位世界名人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巴金。
巴金雖然（包括三十年代）去過日本六次，到過橫濱、東京、廣島、京都、奈良、德島、長崎等地，而福岡卻不曾到過，但是他對它存有印象：銀白色的關門大橋，碧波上如絮的浮雲，他在書本上獲得過關于它的知識，包括它的曆史沿革，風土人情，名勝古迹。
巴金曾對中國新聞社一個記者表示過對福岡的向往，他說：“早在日本的奈良、平安朝時代，日本留學生到中國留學都是從福岡附近的博多出發的。
博多自古以來，在中日文化交流和經濟交流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美麗的與中國有深遠關系的地方去接受文化獎，是很有意思的，可惜的是他在病中無法親去領獎，他讓他的兒子李小棠代他去參加這次盛典，并宣讀了自己的講話稿《我和日本》。
同時獲獎的另外四個人是：日本電影導演黑澤明，泰國文學家、評論家克立。
巴莫，英國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著名學者李約瑟，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矢野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