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作家，總想為發展中國的文學事業多做一點貢獻。
”這是巴金把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别獎全部獎金捐獻給有關單位時講的話。
其實，他對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希望自己多做一些工作，多年來身體力行，不僅表現在捐書，捐手稿，捐資料，捐獎金，捐稿費上；更主要的還是在思想上為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作了先導。
榮譽不失赤子心。
盡管受到海内外高度崇敬和表揚，他還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探索與求真之心不變。
特别是在八十年代，這個十年是中國文壇的春天。
春天是孕育人們理想與希望的季節，它顯然曾給巴金帶來過許多美好的理想，和十分的信心。
在面臨一九八七年新年來到的時刻，他給當時在北京開幕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會議，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
在這封信裡，他一開頭就回憶了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作會議時，曾出現過一批有才華、有見識、有朝氣的青年作家，但是不幸，過激的運動給他們帶來惡運，他們中間一部分人剛剛顯露才華，就受到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平待遇，不但剝奪了他們寫作的權利，而且還由此受苦受難二十年。
因此，巴金在信上對新的一代青年作家說：“你們比他們幸運，你們雖然也經曆了風風雨雨，可是你們創作剛剛起步的時候，就有了一個比較寬松、和諧的環境，這種安定團結的氣氛是人們渴望了很久的。
老一輩作家期待了多年的創作自由終于在你們眼前露面了。
”
巴金認為近十年來，作家隊伍有了很大發展，這是生活培養作家的結果。
但是這并不是說生活會自然而然地造就出作家，主要還是由于作家能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進行深入的思考，“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真實的感受。
”他特别強調“不要人雲亦雲，違背自己的良心，說自己不願說的假話。
”他
說自己在兩年前就曾提到我們文學界百花争妍的景象，當前創作繁榮，理論活躍，隊伍壯大，現在他還是這樣看法，“對我國新時期文學的前途，我還是十分樂觀。
”他說：“我希望你們不要管自己寫的是不是偉大的傑作，不要考慮某些人是不是歡喜你們的作品，隻要看你們是不是使出了全部的精力，是不是寫出了你們對生活的真實的感受。
”
人們知道巴金在不久前還說過“我們的文學沒有理由不站在世界文學的前列。
”現在他經過反複思考，他說“我更明白中國作家首先是為中國的讀者寫作。
倘使我們的作品不能打動中國讀者的心，不能幫助中國讀者認識人生，認識自己，不能支持他們對真理的追求，……中國文學怎麼能站在世界文學的前列呢？……所謂劃時代的巨著也不是靠個人的聰明才智編選出來的，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貼心之後用作家的心血寫成的。
我認為作家的目的，應該是高爾基那句話：”使人變得更好。
‘要做一個好作家，首先要做一個真誠的人。
文品和人品是分不開的。
“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日，巴金在完成了五本《随想錄》的寫作後，曾有重返故鄉成都之行。
在這以前一年，即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他曾有信回複他在四川的侄子李緻，對他說：“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國家的錢搞我的紀念。
旅遊局搞什麼花園，我不發表意見，那是做生意，可能不會白花錢。
但是關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傳，表揚。
隻有極少數幾本作品還可以流傳一段時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裡的火就不會熄滅。
這就夠了。
”雖然他堅決不同意重建他的故居，但他對自己故鄉的懷念卻從來沒有停止過，他曾在他的《随想錄》中的一篇題目叫《願化泥土》的文章中說：“我多麼想再見到童年時期的腳迹！我多麼想回到我出生的故鄉，摸一摸我念念不忘的馬房和泥土。
”
這次是他在十九歲離開成都後的第五次回鄉了。
除了一九四一、四二和六○年那三次曾在家鄉住過一段較長的時間外，以後都來去勿匆，不曾有很多時間探親訪友。
現在離一九六○年第四次回鄉的時間，也已有二十六七年了，這次他與有關部門約定：不參加任何會議和座談，也不接受記者采訪。
他想把這段時間，都用在探親訪友與休養上。
果然，他如願以償：在回到成都後，他與他久違了的幾個當地老友分别見了面，這裡有曾經在一九六○年接待過他的當時的四川省副省長張秀熟，也有作家沙汀、艾蕪與馬識途。
過了幾天，中秋節到了，他們就陪同巴金父女一起去新都縣桂湖欣賞桂花，當時張秀熟已經九十三歲了，巴金、沙汀、艾蕪也都有八十三歲，但老友重聚，精神仍都很好，興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