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面還有些違心之論，你也主張删去，難道還要翻印出來，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興？……隻有把我當成‘名人’，才肯出版這樣東西，我要證明自己不願做‘名人’，我就得把緊這個關，做到言行一緻。
對讀者我也有責任。
……幾十年前我曾責備自己拿作品應酬人，因此大發牢騷，今天我在擱筆的時候，我不能再勉強自己了。
”
盡管巴金到了九十年代，他“因為病，我的确服老了”，很難寫文章；但他和少數老友仍保持着通信聯系。
特别是他與冰心老人，不僅因為一九八○年他們曾有一次共同訪日的機會，增強了相互之間的友誼，從這個時期開始，他們的通信沒有中斷過；更主要的還由于他們通過各人的生活實踐，看清了不少世态，兩人對許多人和事，有着相似的看法。
本來他們可以有許多次見面相叙的機會，不幸一九八○年訪日回國，當年九月冰心就因患腦血栓摔傷了右腿，隻能讓巴金到北京開會時來問候她了；但又不幸巴金自己也在兩年後跌跤折骨，從此也少有機會上北京看她。
在這十年中，他們曾計劃與夏衍老人一起在杭州“中國作協之家”有一次共度假期的機會，也曾希望各從京滬出發到深圳相聚，但都因冰心健康關系不适宜遠行未得到醫師批準而作罷。
這樣，兩位老人的書信來往，成了他們友誼的象征，也由此透露了這兩個文化老人晚年思想的飛躍與發展。
他們相互了解，又相互支持，并相互鼓勵，為我們的時代保持了希望的曙光。
特别在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交替時期，當人們再一次為現實感到困惑，并由此覺得苦悶的時候，将在這兩個老人的信中看到不熄的火在燃燒。
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巴金給冰心信中說：“近一年來我常常想到您，我因為有您這樣一位大姊感到驕傲，因為您給中國知識分子争了光，我也覺得有了光彩。
近九十歲的人了，您還寫出叫人感到‘燙手’的文章，使人嘗到‘辣味’的作品，您為什麼？還不是為了我們國家的繁榮昌盛……還不是替受苦受難的人争取較公平的待遇……還不是……總之，謝謝您，我要聽您的話争取長壽，多寫點東西，多講幾句真話……”
但是，連“講真話”這三個字也有人接連不斷地對它進行批判了！真是想不到啊！
巴金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七日給冰心的信中說：“好久沒有給您寫信，
隻是因為病痛，……以後怕給您添麻煩，連幾句口述也不便寄出。
……我天天做夢，而且多做怪夢。
……我們不能見面，有話也無法暢談，幸而我們能做夢，……我已在醫院住了五個月，……我還想，能做夢就能寫書，要是你我各寫一本小書，那有多好！“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巴金又給冰心寫信，他說：”本來我想得很好：不能動筆就索性擱筆，平靜地度過這最後的日子，‘我已經盡了自己的力了’。
但沒有料到，躺在病床上，每天總有四五小時不能閉眼，我忘不了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更忘不了我們那麼多忠厚勤勞的人民。
怎麼辦呢？我還能夠為他們做點什麼呢？我始終丢不開他們。
……我多麼盼望看見遠方的亮光。
而屋子卻是一片灰暗。
我們的光明在什麼地方？我不斷地問自己。
朋友們都在搖頭歎息。
但是我不能失去信心，我沒有失去信心。
我在‘疑惑不安的日子’裡，在為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痛苦地思索的時候，我反複地背誦我們前輩留下的文化遺産，它們會在暗夜裡閃光，它們會給我幫助和支持。
我常常想着屠格涅夫的名句，……“
九十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到了，冰心來了信，也來了電話，她很懷念巴金，也關心他的健康，這時巴金已經出院，冰心告訴他說，她從年輕人身上看到了希望，這句話一年前巴金也曾經公開對人說過，他同意她的看法，并接受她對他的鼓勵。
已金再一次給她回信，他說：“我讀了信，想來想去，你有道理。
我相信您。
我心安了。
但是讓自己振作起來也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仍然把您看作一盞不滅的燈，燈亮着，我走夜路也不會感到孤獨。
“這次他還告訴她，他将給她寄去一套《巴金譯文選集》，這是香港三聯書店最近出版的。
全套共十冊，都是巴金的譯作。
這次出版前，曾經巴金在病中重新校閱了一遍。
大概是由于信中有“讓自己振作起來也并不是太容易的事”這一句話，冰心認為巴金有點悲觀情緒，就再一次去信，勸他不要悲觀。
巴金就複信告訴她，“您對我的‘悲觀’有誤解。
”巴金認為自己的“悲觀”，在于感到“有病不能工作，寫字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