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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海文藝出版社為他編《巴金六十年文選》時，他曾給他的胞弟李濟生寫信（李濟生和李小林是這本書的編者，這封信也就是這本書的代跋）說：
“……說心裡話，我不願意現在出版這樣一本書，過去我說空話太多，
後來又說了很多假話，要重印這些文章，就應該對讀者說明哪些是真話，哪些話是空話、假話，可是我沒有精力做這種事。
對我，最好的辦法是沉默，讓讀者忘記，這是上策。
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編好文選，送了目錄來，我不好意思當頭潑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負你們的好意，我便同意了。
為了這個，我準備再到油鍋裡受一次煎熬，接受讀者嚴肅的批判。
我相信有一天終于會弄清楚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我到底說了多少假話。
這是痛苦的事。
但我也無法避免。
“
這次編《巴金全集》要比編《巴金六十年文選》更為艱辛，不僅篇幅多幾十倍，而且要把所有的“佚文”都收集進去。
有這樣勇氣的作家，古今中外都是十分少的。
特别是經曆過像巴金這樣漫長、複雜、曲折的創作道路的人，把自己筆下的東西一點不剩的亮給全世界看，要有多麼坦蕩的心境！說實在，這些“佚文”數量也的确驚人。
也由此可以想象得到經過人格覺醒的巴金在這兩年中整理這些佚文時的精神痛苦。
“……回顧七十年的創作道路，我承認自己是在大批判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他在他的《全集》十九卷中給這部《全集》的編者王仰晨寫信（代跋）時說：“我創作力量最旺盛的時期也就是我挨罵最多的時期。
有時四周靜了下來，我感到寂寞，我的聲音啞了。
于是出現無聲的文章。
這種文章十八卷有，十九卷也有，内容并不一樣，但都是靠别人腦子思考寫成的。
今天讀者可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浪費。
幾十年的長時間，那麼多的寫了等于不寫的文章，還有數不清的冠冕堂皇的标題，加上沒完沒了的、從不兌現的豪言壯語，我能對讀者說這是‘繁榮’，不是‘浪費’嗎？不，倘使完全由我自己安排，我很有可能将它們一筆勾掉，仿佛我并未寫過這種文章，事情就變得十分簡單。
這些年人人都這麼做，大家都習慣了。
因此提倡講真話反倒使人大驚小怪。
我常常想不通，為什麼講真話會遭到圍攻。
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不賴帳。
……”
客人們每次按電鈴把巴金家的大門推開，穿過院子和走廊，來到他的客廳，總看見老人獨個兒坐在角落裡的書櫥旁，拿着筆愣在那邊思索着什麼。
“我常常想不通，為什麼講真話會遭到圍攻。
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不賴帳。
”這就是老人苦苦思索着的問題吧？這就是我們生活着的這個二十世紀的良心吧！
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九二年的春夏之交，巴金與他的老友夏衍在杭州有一次難得的聚會。
夏衍九十二歲了，他與冰心同齡，比巴金大四歲。
西子湖畔，老友相逢，春風楊柳，頓消胸中塵煙。
談起正在各處傳達的鄧小平南巡談話。
夏衍說：“南巡講話談到了解放思想，特别是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左’。
這對文藝界也是非常重要和及時的。
前不久李瑞環同志在内蒙的講話也提到，文藝作品隻要不違背現行法律，就不要橫加幹涉。
這表明文藝上仍存在‘左’的問題。
一些人動辄把自己看不慣的作品，用‘資産階級自由化’或‘和平演變’等帽子往上套，這對文藝繁榮發展十分有害。
”
恰好這時，《中國作家》雜志來向巴金約稿，要他和夏衍、冰心等作家，對眼前的曙光發表一點意見。
巴金就以《新的希望》為題，寫了這麼幾句話：
“我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新時期的文學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作家們的勞動，應該得到鼓勵、尊重和保護。
現在改革開放的新勢頭，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
我相信我們的文學創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銅，進一步活躍起來，繁榮起來。
“
很多讀者從《中國作家》雜志讀到了這段文字，都不免想起不久前出版的《巴金談人生》（李存光選編）一書中，巴金寫在前面的一篇短文。
這篇短文的最後幾句話是：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
我不斷地自問：我的生命什麼時候開花？那麼就讓我再活一次，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啊，二十世紀的良心，您的生命之花已經開放在千萬個讀者心上；我們多麼希望您能再活一個世紀，再活一個世紀，再活一個世紀！
1993年4月修改定稿在上海熒熒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