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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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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的《大公報》上看到白傑明先生的一篇文章,裡面有一句話我非常欣賞:“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

    ”① 在我的周圍,有些人聽見“探索”二字就懷疑,甚至擔心。

    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嗎?我還是那句老話:我沒有讀過這類刊物,沒有發言權。

    我講的是另一回事。

    但是有人警告說: “你要探索,要創新,就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可要當心啊!” 不滿現狀,說對了。

    不滿現狀(也就是不安于現狀)有多種多樣。

    有的人不滿意自己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别人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小範圍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大範圍的現狀。

     談到别人的現狀,談到大範圍的現狀,問題就大了,因為别人會覺得他的現狀很好,會覺得大範圍的現狀很好,你不滿意,當然容易引起争論。

    例如我們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領取幾塊、十幾塊錢稿費也得自己到郵局排隊;一個幾本書的郵包也要自己去拿;什麼事都要自己去辦,我還有兒子和女婿可以幫忙,我一個朋友年過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處理這些事,就感到困難了。

    又如我還有一個朋友在大學裡教書,她說她有時得自己去搬運講義、教材。

    ……對這類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各人為自己服務”是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成績,我過去也是這樣想的。

    可是我想來想去,現在卻有了另一種想法:一個人為自己服務的時間越多,他為人民服務的時間就越少。

    這樣的話近兩年來我到處講反複講(“四人幫”橫行時期我沒有發言權),并不起作用。

    我不滿意這些現狀,别人卻不是這樣看。

    再如有人說我們社會裡已經有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現象,在電視機熒光屏上我卻看見了審判盜竊殺人犯的場面,别人說這不是主流,他說得對,但他說的“美妙”裡總不能包括盜竊殺人吧。

    争論起來是很麻煩的事,何況我缺乏辯才! 所以我隻談我自己的事。

    首先回顧我的過去,我隐隐約約記得的是在廣元縣知縣衙門裡的事情,這是最早的回憶!那個時候我不過四五歲,人們叫我“四公爺”(即四少爺),我父親在二堂審案,我常常站在左側偏後旁聽。

    這說明我是個官僚地主的少爺。

    我從小就不滿意這個現狀,覺得做少爺沒有意思,但當時我并沒有認為生在大戶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談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階級。

    我隻是讨厭那些繁重的禮節,而且也不習慣那種把人分為上等人與下等人的“分類法”。

    關于禮節,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過生日,我的父母在廣元慶祝,要我叩頭,我不肯,就挨了一頓打。

    幸而我的父母當時不懂得“無限上綱”,打過就算了事,還允許我一生保留着對禮節和各種形式主義的厭惡。

     至于說到“分類法”,我對它的不習慣(或者可以說不滿意)表現在我喜歡生活在所謂“下等人”中間,同他們交朋友,聽他們講故事,我覺得他們比較所謂“上等人”像老爺、少爺、老太爺之類心地單純得多,善良得多。

    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什麼“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歡到聽差們住的門房裡去,到轎夫們住的馬房裡去,隻是因為我熱愛這些人,這時我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孩子了。

    在我們家裡人看來這是“不求上進”、“有失身份”的舉動。

    可是沒有人向上面打小報告,我祖父、父親、叔父們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橫加幹涉,我照舊在門房和馬房裡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後,我發現了大門以外的廣闊的世界,我待在家裡的時間就少了,不久我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補習班。

     以上的話隻是說明:一,我不曾受過正規的教育;二,我從來不安于現狀,總想改變自己的現狀。

    我家裡“上面的人”從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對我已經沒有任何權威了)都希望我做一個“揚名顯親”、“有錢有勢”的人,可是我不會走那條現成的路,我不會讓他們牽着鼻子走。

     從我生下來起,并沒有人命令我寫小說。

    我到法國是為了學一門學問。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會在巴黎開始寫什麼小說,結果兩年中什麼也沒有學會,回國後卻找到了一樣職業:寫作。

    家裡的人又再三叮囑要我走他們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沒有人給我安排的那一條。

    盡管我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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