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大公報》上看到白傑明先生的一篇文章，裡面有一句話我非常欣賞：“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
”①
在我的周圍，有些人聽見“探索”二字就懷疑，甚至擔心。
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嗎？我還是那句老話：我沒有讀過這類刊物，沒有發言權。
我講的是另一回事。
但是有人警告說：
“你要探索，要創新，就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可要當心啊！”
不滿現狀，說對了。
不滿現狀（也就是不安于現狀）有多種多樣。
有的人不滿意自己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别人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小範圍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大範圍的現狀。
談到别人的現狀，談到大範圍的現狀，問題就大了，因為别人會覺得他的現狀很好，會覺得大範圍的現狀很好，你不滿意，當然容易引起争論。
例如我們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領取幾塊、十幾塊錢稿費也得自己到郵局排隊；一個幾本書的郵包也要自己去拿；什麼事都要自己去辦，我還有兒子和女婿可以幫忙，我一個朋友年過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處理這些事，就感到困難了。
又如我還有一個朋友在大學裡教書，她說她有時得自己去搬運講義、教材。
……對這類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各人為自己服務”是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成績，我過去也是這樣想的。
可是我想來想去，現在卻有了另一種想法：一個人為自己服務的時間越多，他為人民服務的時間就越少。
這樣的話近兩年來我到處講反複講（“四人幫”橫行時期我沒有發言權），并不起作用。
我不滿意這些現狀，别人卻不是這樣看。
再如有人說我們社會裡已經有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現象，在電視機熒光屏上我卻看見了審判盜竊殺人犯的場面，别人說這不是主流，他說得對，但他說的“美妙”裡總不能包括盜竊殺人吧。
争論起來是很麻煩的事，何況我缺乏辯才！
所以我隻談我自己的事。
首先回顧我的過去，我隐隐約約記得的是在廣元縣知縣衙門裡的事情，這是最早的回憶！那個時候我不過四五歲，人們叫我“四公爺”（即四少爺），我父親在二堂審案，我常常站在左側偏後旁聽。
這說明我是個官僚地主的少爺。
我從小就不滿意這個現狀，覺得做少爺沒有意思，但當時我并沒有認為生在大戶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談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階級。
我隻是讨厭那些繁重的禮節，而且也不習慣那種把人分為上等人與下等人的“分類法”。
關于禮節，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過生日，我的父母在廣元慶祝，要我叩頭，我不肯，就挨了一頓打。
幸而我的父母當時不懂得“無限上綱”，打過就算了事，還允許我一生保留着對禮節和各種形式主義的厭惡。
至于說到“分類法”，我對它的不習慣（或者可以說不滿意）表現在我喜歡生活在所謂“下等人”中間，同他們交朋友，聽他們講故事，我覺得他們比較所謂“上等人”像老爺、少爺、老太爺之類心地單純得多，善良得多。
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什麼“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歡到聽差們住的門房裡去，到轎夫們住的馬房裡去，隻是因為我熱愛這些人，這時我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孩子了。
在我們家裡人看來這是“不求上進”、“有失身份”的舉動。
可是沒有人向上面打小報告，我祖父、父親、叔父們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橫加幹涉，我照舊在門房和馬房裡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後，我發現了大門以外的廣闊的世界，我待在家裡的時間就少了，不久我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補習班。
以上的話隻是說明：一，我不曾受過正規的教育；二，我從來不安于現狀，總想改變自己的現狀。
我家裡“上面的人”從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對我已經沒有任何權威了）都希望我做一個“揚名顯親”、“有錢有勢”的人，可是我不會走那條現成的路，我不會讓他們牽着鼻子走。
從我生下來起，并沒有人命令我寫小說。
我到法國是為了學一門學問。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會在巴黎開始寫什麼小說，結果兩年中什麼也沒有學會，回國後卻找到了一樣職業：寫作。
家裡的人又再三叮囑要我走他們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沒有人給我安排的那一條。
盡管我的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