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是單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
我在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
怎樣做人？怎樣做一個好人？我幾十年來探索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彙報”。
它們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
我不能說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它們是嚴肅的。
我看到什麼，我理解什麼，我如實地寫了出來。
我很少說假話。
我從未想過用我的作品教育人，改造人，給人們引路。
五十年前我就說過：“我不是說教者。
”一九三四年我又說：“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
”我固然希望我的作品産生社會影響，希望給讀者帶來幫助。
可是我也知道一部文學作品，哪怕是藝術性至高無上的作品，也很難牽着讀者的鼻子走。
能夠看書的讀者，他們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經有一些積累，這些積累可以幫助他們在作品中“各取所需”。
任何一個讀者的腦筋都不是一張白紙，讓人在它上面随意寫字。
不管我們怎樣缺乏紙張，書店裡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學作品出售，圖書館裡出借的小說更多，一個人讀了幾十、幾百本書，他究竟聽哪一個作者的話？他總得判斷嘛。
那就是說他的理智在起作用。
每個人都有理智，我這樣說，大概不會錯吧。
我從十一二歲起就看小說，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文學作品的讀者，雖然我同時又是作家。
那麼照有些人的說法，我的腦子裡一定擺開了戰場，打得我永無甯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可是我還是我，并沒有變成赫爾岑。
同樣我從四十年代起就翻譯屠格涅夫的小說，譯來譯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變成了屠格涅夫呢？沒有，沒有！但是我不能說我不曾受到他們的影響。
這是在不知不覺間發生的，即使這就是“潛移默化”，但别人的影響，書本的影響，也還是像食物一樣要經過我咀嚼以後消化了才會被接受。
不用怕文學作品橫沖直闖，它們總得經過三道關口：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
隻有愚昧無知的人才會随便讀到一部作品就全盤接受，因為他頭腦空空，裝得下許多東西。
但這種人是少有的。
那麼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點不公平吧。
前些時候有人不滿意《傷痕》一類的小說，稱之為“傷痕文學”，說是這類揭自己瘡疤的作品讓人看見我們自己的缺點，損害了國家的名譽。
楊振甯教授也曾同我談過這個問題。
那天他來訪問，我講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随想》中闡明的那種想法：“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把祖國建設成人間樂園。
”他說，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華人都熱愛祖國。
他又說他們從傷痕文學中看到祖國的缺點，有點擔心。
他的意思很明顯，有病就得醫治，治好了便是恢複健康。
我說未治好的傷痕比所謂傷痕文學更厲害，更可怕，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諱疾忌醫。
但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隻要掩住傷痕不講，傷痕便可不醫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瘡，卻怪别人亂說亂講。
在他們對着一部作品準備拉弦發箭的時候，忽然把文學的作用提得很高。
然而一位寫了二十多年小說、接着又編寫《中國服裝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還是老兩口共用一張小書桌，連一間工作室也沒有，在這裡文學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為什麼呢？在精通文學的人看來，可能非常簡單，從來就是這樣。
但在不懂文學的我卻越想越糊塗了。
對我來說，文學的路就是探索的路。
我還要探索下去。
五十幾年的探索告訴我：路是人走出來的。
我也用不着因為沒有給讀者指出一條明确的路感到遺憾了。
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