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九七九）五月上旬我在巴黎見到當代法國著名畫家讓·埃利翁先生，他對我國很感興趣，希望到我國訪問并在大城市中舉行畫展。
我們談得融洽。
他和我同年，為慶祝他生日舉行的他個人的畫展那天下午在蓬皮杜文化中心開幕，我因為日程早已排定無法接受他的邀請，深感遺憾。
最近得到朋友們從巴黎來信知道讓·埃先生的願望就要成為現實，他的畫展将于今年秋季在我國京滬兩地舉行。
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在上海再見到這位老人聽他暢談訪問我國的觀感，這對我将是莫大的愉快。
不用說，這次畫展對我們兩國文化的交流也會有大的貢獻。
讓·埃先生的朋友希望我為畫展的目錄作序，這是對我的信任和重視，我很感謝他們的好意，但是我終于辭謝了，因為我拿起筆準備寫作的時候發現自己對繪畫一無所知。
我喜歡畫，卻不懂畫。
同時我喜歡詩，卻不懂詩。
朋友們送詩給我看，新詩也好，舊詩也好，我看後也可以背上幾句，但是意見我一句也提不出。
對小說、散文也是如此。
記得兩年多以前一天晚上，有一位青年跑到我家裡來，拿出一篇小說要我看後給他提意見。
他以為小說不長，不過幾千字，看起來不費事，提意見更容易。
可是我差一點給逼死了。
幸而我的女婿在我家裡，他當時還是文藝刊物的編輯，我想起了他，把他叫了出來，解了我的圍；他很快就看完作品提了意見，把客人送走了。
有人不相信，就說：“你不是編輯過文學刊物和文學叢書嗎？”有這麼一回事。
不過那些文學期刊都是友人靳以主編的，我隻是挂個名，幫忙拉點稿子。
叢書呢，我倒編過幾種，但也隻是把書推薦給讀者，請讀者做評判員，我自己很少發表意見。
所以到今天我還是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
然而我寫文學作品寫了五十多年，這也是事實。
當然，評論家也可以說它們不是文學作品，一九六七年就有人（甚至有些作家）說它們是“破爛貨”，而且我自己反複聲明我決不是為了要做“文學家”才奮筆寫作。
我寫作，因為我在生活。
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獲。
我當時怎樣看，怎樣想，就怎樣寫。
沒有作品問世的時候，也就是我停止探索的時候。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學家的探索不同，我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的問題。
我想來想去的隻是一個問題：怎樣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或者怎樣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
一句話，我寫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
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
我發表文章，也曾想到它會産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果。
但是我所想望的社會效果與作品實際上産生的常常有所不同，我隻是一方面盡力而為，另一方面請讀者自己評判。
作者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這很難說。
回想起來，我也說過假話，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聽信别人講話不假思考的時候。
我還記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學生》雜志上用“馬琴”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篇《廣州》，是雜志社約我寫的地方印象記。
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開的海珠橋，我寫道，聽說這是從瑞士買來的舊橋。
一位廣東朋友對我這樣講過，我不加考慮，就把他的話抄錄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