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編了兩三期《呐喊》之後，他就帶着孩子回到湖南家鄉去了。
第二年三月靳以和我經香港去廣州，他還到香港同我們聚了兩天。
下次我再看見他卻是十年以後了，靳以倒在福建見過他，而且和他同過事，就是說為他主持的改進出版社編過一種文藝雜志。
因此我後來從靳以那裡和從别的朋友那裡知道一點他的情況。
他做了官，但官氣不多，思想也還不是官方的思想。
我也在《改進文藝》上發表過小說。
烈文就這樣一直待在福建。
抗戰勝利後陳儀去台灣，他也到了那裡，在報社工作。
他相信做過魯迅先生的同學又做過國民黨福建省主席和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後來他得罪了報社的上級，丢了官，陳儀也不理他了。
他懷着滿腹牢騷到台灣大學教幾小時的課，他在給我的信中一則說：“我也窮得厲害。
”再則說：“這半年來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别是精神方面的，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說了。
”他還說：“我一時既不能離開台北，隻好到訓練團去教點課……”他又說：“訓練團也混蛋，（信）既不轉給我，也不退還郵局，一直擱在那邊。
”五十年代初期連陳儀也因為對蔣介石“不忠”在台北給槍斃了。
後來我又聽到黎烈文牽連在什麼要求民主的案件裡被逮捕的流言。
又過若幹年我得到了關于他的比較可靠的消息：患病死亡。
但是我怎樣給亡友摘去那頂沉重的“反動文人”的帽子、揩去濺在他身上的污泥濁水呢？
感謝那位遠道來訪的女士，她從海外寄來我需要的材料，過去在台北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叙述和感想，隻有短短的四頁。
沒有裝飾、沒有頌揚，似乎也沒有假話，但是樸素的文字使我回想起我曾經認識的那個人。
我抄錄幾段話在下面：
“很少的幾副挽聯和有限的幾隻花圈、花籃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學生送的。
”
“他躺在棺木中，蠟黃的面孔似乎沒有經過化妝。
……隻有少數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傷的台靜農先生談論黎先生的事迹。
”
“黎先生就這樣走了，平日裡他埋頭寫作，不求聞達；死了以後仍然是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
”
“……晚報報道黎先生卧病的消息以後，曾經有些機關派人前往黎府送錢，但深知黎先生為人的黎太太怎樣說也不接受。
……我覺得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屬于自己的東西’的風範。
”
我仿佛也參加了老朋友的葬禮，我仿佛看見他“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
長時期的分離并不曾在我們之間劃一道溝，一直到死他還是我所認識的黎烈文。
“埋頭寫作，不求聞達”，這是他從福建的那段生活中、從到台灣初期碰釘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點教訓吧，我起初是這樣想的，但接着我便想起來：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這樣嗎？那麼我可以這樣說吧：有一段時期他丢開了寫作，結果他得到了懲罰。
但最後二十幾年中他是忠于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過的地方出現了許多“從黎先生那裡直接間接獲得很多東西的文化界人士。
”
用不着我替死者摘帽，用不着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濺、帽子亂飛的日子是一去不複返的了。
那一筆算不清的糊塗賬就讓它給扔到火裡去吧。
在那種時候給戴上一頂“反動”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給戴上帽子也不見得就是幸運。
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給戴上“右派”帽子，卻寫了一些自己感到臉紅的反“右”文章，并沒有人強迫我寫，但是陣線分明，有人一再約稿，怎麼可以拒絕！“文革”期間我靠邊早，沒有資格批判别人，因此今天欠債較少。
當然現在還有另一種人，今天指東，明天指西，今年當面訓斥，明年點頭微笑，仿佛他一貫正确，好像他說話從不算數。
人說“蓋棺論定”，如今連這句古話也沒有人相信了。
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頭卻不知道給抛到了什麼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莊嚴地放在八寶山公墓，但在群衆的心目中他卻是無惡不作的壞人。
我不斷地解剖自己，也不斷地觀察别人，我意外地發現有些年輕人比我悲觀，在他們的腦子裡戴帽或摘帽、濺不濺污泥都是一樣。
再沒有比“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遙遠地方死去的亡友。
我沒有向他的遺體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埋頭寫作，不求聞達，“不多取一分不屬于自己的東西”，這應當是他的遺言吧。
隻要有具體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語都損害不了一個好人，黑白畢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