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之後我到北京開會，看見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親切。
他還是那樣意氣昂揚，十分健談，不像一位老人。
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興。
這幾年中間我見過他多次，有時在人民大會堂，沒有機會長談；有時我到他的住處，沒有幹擾，聽他滔滔不絕地談話，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
我每次都想多坐一會，但又害怕談久了會使他疲勞，影響他的健康。
告辭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還有許多話不曾講出來，心想：下次再講吧。
同他的接觸中我也發現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艱難外，我沒有看到什麼叫人特别擔心的事情，何況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因此我一直丢不開“下次吧”這個念頭，總以為我和他晤談的機會還有很多。
最近有人來說“茅公身體不好，住進了醫院”。
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總要發這樣或者那樣的毛病，天氣暖和就會好起來，我那“下次吧”的信心并不動搖。
萬萬想不到突然來的長途電話就把我的“下次吧”永遠地結束了。
二十年代初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改版，開始發表新文藝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編輯，那時我在成都。
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三部曲《蝕》的時候，我在法國。
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見他，我就稱他為“沈先生”，我這樣尊敬地稱呼他一直到最後一次同他的會見，我始終把他當做一位老師。
我十幾歲就讀他寫的文學論文和翻譯的文學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歡讀他那些評論作家和作品的文章。
那些年他站在魯迅先生身邊用筆進行戰鬥，用作品教育青年。
我還記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長篇小說《子夜》出版時的盛況，那是《阿Q正傳》以後我國現代文學的又一偉大勝利。
那個時期他還接連發表了像《林家鋪子》、《春蠶》那樣的現實主義短篇傑作。
我國現代文學始終沿着“為人生”的現實主義道路成長、發展，少不了他幾十年的心血。
他又是文藝園中一位辛勤的老園丁，幾十年如一日澆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開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視的文章。
我不是藝術家，我不過借筆墨表達自己的愛憎，希望對祖國和人民能盡一點點力，由于偶然的機會我走上了文學道路，隻好邊走邊學。
幾十年中間，我從前輩作家那裡學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學到一些文學知識。
我還記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學社安排的幾次會晤，有時魯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沒有人打擾的旅社房間裡，聽他們談文學界的現狀和我們前進的道路，我隻是注意地聽着，今天我還想念這種難得的學習機會。
然而我不是一個好學生，缺乏刻苦鑽研的學習精神，因此幾十年過去了，我在文學上仍然沒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來我總是感到慚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為記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堅持下去。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