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我經常在想一件事: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
甚至在夢裡我也幾次站在文學館的門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
醒來時我還把夢境當做現實,一個人在床上微笑。
可能有人笑我考慮文學館的事情着了魔。
其實在一九七九年中期關于文學館的想法才鑽進我的腦子。
我本來孤陋寡聞,十年浩劫中我給封閉在各種“牛棚”裡幾乎與世隔絕。
在那些漫長的日子裡文學資料成了“四舊”,人們無情地毀掉它們仿佛打殺過街的老鼠,我也親手燒毀過自己保存多年的書刊信稿,當時我的确把“無知”當做改造的目标。
我還記得有一個上午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廚房裡勞動,外面的紅衛兵跑進來找“牛鬼”用皮帶抽打,我到處躲藏,給捉住了還要自報罪行,承認“這一生沒有做過一件好事”。
傳達室的老朱在掃院子,紅衛兵拉住他問他是什麼人,他驕傲地答道:“我是勞動人民”。
我多麼羨慕他!也有過一個時候我真的相信隻有幾個“樣闆戲”才是文藝,其餘全是廢品。
我徹底否定了自己。
我喪失了是非觀念。
我沒有過去,也沒有将來,隻是唯唯諾諾,不動腦筋地活下去,低着頭,躲着人,最怕聽見人提到我的名字,講起我寫過的小說。
在那種時候,在那些日子裡,我不會想、也不敢想文學和文學資料,更不用說創辦文學館和保存我們的文學資料了。
在一九六七、六八年中我的精神狀态就是這樣可憐、可鄙的。
這才是真的着魔啊!
但是“四人幫”貼在我的腦門子上的符咒終于給撕掉了,我回頭看以前走過的道路又比較清楚了,文學究竟是什麼我也懂得一點,不能說自己讀過的書都是毒藥或者胡說。
文學是民族和人類的财産,它是誰也壟斷不了的,是誰也毀滅不了的。
十年浩劫中的血和火攪動了我心靈中的沉渣,它們全泛了起來,我為這些感到羞恥。
我當時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文學,否定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真的這樣想過。
現在我把那些否定又否定了,我的想法也絕非虛假。
萬幸我在入迷的時候并沒有把手邊的文學資料全部毀棄,雖然我做過的蠢事已經夠多了。
我燒毀了大哥寫給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類似的東西,自己也受到了懲罰,我再要寫《激流》一類的作品就有困難;同那些信件一起,我過去的一段生活也變成了灰燼。
但是一個人的曆史可以随意改寫嗎?可以任意編造嗎?在一九六六年和以後的兩三年中間我的想法真是這樣。
我甚至相信過一個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當然也沒有資料的理想世界。
我想起來了。
當時也有人偷偷地問過我:“難道我們的祖先就沒有留下一點值得重視的遺産?難道‘五四’以來我國的現代文學就全是廢品、全是‘四舊’?難道你幾十年中那許多作品就全是害人害世的毒草?”我答不出來,一方面我仍處于神志不清的狀态,另一方面我已經給“打翻在地還踏上一隻腳”,不敢“亂說亂動”,惟恐連累親戚朋友。
活命哲學是我當時惟一的法寶。
一九七九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