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幾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外出，也很少伏案寫作。
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樓，或者在陽台上散步；或者長久地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或者站在廊前，兩隻胳膊壓着欄杆，隔着裡西湖眺望白堤。
白堤是我熟悉的，但這樣看白堤在我還是第一次。
那麼多的人魚貫而行，腳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戲。
顔色鮮明的公共汽車，楊柳的新綠和桃花的淺紅，都在那幅幕布上現了出來。
我記起來了：十六年前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和蕭珊買了回上海的車票，動身去車站之前，匆匆趕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為了看一樹桃花和一株楊柳的美景，桃花和楊柳都比現在的高大得多。
樹讓挖掉了，又給種起來，它們仍然長得好。
可是蕭珊，她不會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裡有心思遊山玩水？！遊山玩水，那是三十年代的事情，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幾乎每年都去杭州，我們習慣在清明前後遊西湖，有一兩年春秋兩季都去，每次不過三四天，大家喜歡登山走路，不論天晴下雨，早晨離開湖濱的旅館，總要不停步地走到黃昏，随身隻帶一點幹糧，一路上有說有笑。
同遊的人常有變更，但習慣和興緻始終不改。
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雲山、龍井、虎跑、六橋、三竺仿佛是永遠走不完、也走不厭似的。
那個時候我們好像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感情！我還記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澗走回湖濱的蜿蜒的小路上，陸蠡、麗尼和我在談笑中決定了三個人分譯屠格涅夫六部長篇小說的計劃。
我們都踐了諾言，陸蠡最先交出譯稿，我的譯文出版最遲。
陸蠡死在日本侵略軍的憲兵隊裡，麗尼則把生命交給自己的同胞。
當時同遊的法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黎烈文後來貧困地病死在台北。
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六十年代中從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經沒有登山的興趣了。
我也無心尋找故人的腳迹。
頭一年我常常一個人租船遊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濱坐一兩個小時，在西湖我開始感到了寂寞。
後來的幾年我就拉蕭珊同去，有時還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麗的風景吸引着我，我們隻是為了報答一位朋友的友情。
一連幾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車站迎接我們，過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揮手送我們回上海。
每年清明前後不去杭州，我總感覺到好像缺少了什麼。
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們也隻是談一些彼此的近況，去幾處走不厭的地方（例如靈隐、虎跑或者九溪吧），喝兩杯用泉水沏的清茶。
談談、走走、坐坐，過得十分平淡，現在回想起來，也沒有什麼值得提說的事情，但是我确實感到了友情的溫暖。
友情有多種多樣。
“溫暖”兩個字用得太多了，說不清楚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我當時仿佛在冬天早晨曬太陽心裡暖和，無憂無慮、無拘無束，我感到輕松而舒适；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長姐面前，可以随心談話，用不着戒備。
令孺同志大我八歲，比蕭珊大得更多，我們雖然尊她為大姐，她卻比我更多小孩脾氣。
我對她的了解是逐漸加深的。
但有一點我的看法始終未變：她是一個十分善良的人。
我現在說不清楚我在什麼時候認識她的。
我先讀到她的文章，在我編輯的《文學叢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紹給我的。
文章并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隐約記得一位善良的女詩人在吐露她的胸懷，她苦悶，彷徨，追求。
但我認識她的時候連這個印象也淡化到沒有了，教授代替了詩人。
我看見她不用說是在靳以的家裡，他們同在複旦大學教書，都住在重慶北碚的夏壩。
我同她交談不多，隻是覺得她是一個容易接近的知識分子。
她同靳以已經很熟了。
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兒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稱她“九姑”，靳以也這樣稱呼她。
我跟她相熟，卻是解放以後的事。
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還有令孺大姐三個人參加了老根據地訪問團華東分團，一起去過沂蒙山區。
後來我們又到蘇北的揚州和鹽城，這樣我和她就熟起來了。
但是關于她的過去，我知道很少，我向來就不注意朋友們的身世，我想了解的常常是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