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無怪乎在“文革”期間我經常受到向我“外調”的人的訓斥：交朋友不調查别人的出身和成分。
我不能滿足“外調者”的要求，因為我隻能談個人的印象。
關于方令孺大姐，似乎沒有人來找我調查過她的情況。
倘使别人向我問起，我就會說：解放後她不再彷徨、苦悶；雖然吃力，她始終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進。
我還記得我們在山東鄉下訪問時，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農民家裡，旁邊放着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幾天。
我們一起活動了不到兩個月，她留給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還加上一個“坦白”。
這以後我也習慣像靳以那樣用“九姑”稱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們少有見面的機會，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緊張，卻又沒有做出什麼成績。
在北京開會，我倒遇見她幾次，忽然聽說她要給調到杭州擔任浙江省文聯主席，她自己下不了決心。
我當面問她，她說在複旦大學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兒女婿外，單位裡都是生人，前任文聯主席又是犯了錯誤給撤職的。
換一個新環境她有些害怕。
我相信她會去杭州，用不着我給她打氣，我也不曾到複旦宿舍去看她。
一九五九年我和蕭珊去新安江參觀，這是解放後我們第一次去杭州，在那裡同她相聚，真像見到親人一樣。
她老了些，身體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幾次講到她的寂寞。
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卻到北京治病去了。
我這次去杭州是為了寫一篇發言稿，大約在兩個月以後第三次全國文代會要在北京召開，文聯的同志們要我在會上講話。
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講起，拿起筆一個字也寫不出，隻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确沒有幹擾，可以說我不曾遇到一個熟人。
雖然有那樣多的時間，可是我坐在書桌前，寫不上十個字就塗掉，然後好像自來水筆有千斤重，我動不了它。
這樣的經驗那些年我太熟悉了。
有時寫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盡”了。
坐在房間裡我感到煩躁，就索性丢開筆出去看看走走，有時在湖濱走兩三個小時，有時在西山公園的竹亭裡坐一個上午，隻是望着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麼也不想。
我住過三個招待所，挨了若幹日子，最後在花港寫完了我那篇發言稿，标題是《文學要跑在時代的前頭》。
我在文代會上讀它的時候仿佛它是一氣呵成似的，其實為了那些“豪言壯語”，我花費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一九六一年訪問日本回來，六月初我又去西湖。
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訪日文章，在上海連靜坐拿筆的工夫也沒有，我隻好又逃到杭州，還是在花港招待所裡完成了任務。
我寫了幾篇散文，還寫了短篇小說，因為我有真實感情和創作欲望，我在寫我想寫的作品。
我這次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招待所裡還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來，也是來寫作的。
每天吃過晚飯，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蓋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
馬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光線十分柔和，我們走在綠樹叢中，夜在我們四周撒下網來。
我忘不了這樣愉快的散步。
蓋老當時還活着，
他經營自己的生圹好多年了。
有一次時間早一點，我走進墓道登上台階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着蓋老本人，那麼康健，那麼英武，那麼滿意地看刻着他大名的紅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仿佛這裡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談話好像在自己家裡接待客人。
我們一路走下去，親切地握手告别。
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同他交談，五年後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參加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聽人說蓋老已經靠邊受批鬥，我也不便多問。
在我自己給當做罪人關進“牛棚”之後聽到小道消息：蓋老給迫害緻死。
連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當時還不肯相信，若幹年後才知道真實情況比人們傳聞的可怕得多。
不用說他無法睡在自己苦心經營的墳墓裡面，連墓道，連牌坊，連生圹，連石桌、石凳全化做塵土了。
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對聯還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
優美的藝術決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記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蓋老的生圹，當時她已回到杭州，因為天熱，她很少出來。
我和那個朋友到過白樂橋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