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藝評論的）讀了我的《探索集》，寫信來說：“我覺得你律己似嫌過于嚴格，當時有當時的曆史條件，有些事不是個人可以負責的。
”
他的話裡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首先，我對自己并無嚴格要求，倘使要求嚴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總是事後拿悔恨折磨自己。
說到責任的問題，我想要是我們能夠丢開“明哲保身”的古訓，用認真負責的态度待人處世，那麼有些事可能就不會發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換一個面目。
……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張滿濤同志。
我和滿濤同志間并無私交。
關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
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寫《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在我編的一種叢書裡收了一部滿濤的譯稿，就是契诃夫的四幕劇《櫻桃園》，它是李健吾兄介紹來的，我隻知譯者懂俄語，喜歡契诃夫，所以譯得好。
一直到解放以後我才看見滿濤同志，見面的次數不多，大都是在學習會上，偶爾也在戲園裡，見面後我們隻是點頭握手，至多也不過寒暄幾句。
一九五五年發表的關于胡風問題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現了給滿濤信裡的幾句話，講到什麼“組織原則”，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為他擔心。
不過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并未吃到多少苦頭，過一個時期又出頭露面，仍然是市政協委員，他譯的書也還在出版。
他喜歡看川戲，川劇團來上海演出，我總有機會在劇場裡遇見他。
于是來了所謂的“十年浩劫”。
我後來給朋友寫信說：“十年隻是一瞬間。
”其實那十年的歲月真長啊。
這之間我聽到不少關于熟人們的小道消息。
我也曾想到滿濤，後來我聽說他在幹校做翻譯工作，再後又聽說他身體不好，同時我看到了他和别人一起譯成的小說。
人們說他工作積極。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協上海分會給“四人幫”的爪牙徹底砸爛，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專搞翻譯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願意，而且仍舊是“控制使用”，這正是對我這個不承認“人權”的人的懲罰。
我借口身體不好，一個星期隻去兩個半天參加政治學習。
頭一次去參加傳達什麼文件的全體會議，走進弄堂不久看見了滿濤，他也發現了我，很高興，就到我身邊來，表示歡迎，邊走邊談，有說有笑，而且學着講四川話，對我很親切。
這樣的遇見或談話我們之間有過幾次。
我初到××室，很少熟人，滿濤的笑語的确給我帶來一些溫暖。
我聽人說，他身體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聽說他工作積極，總是争取多做。
我便勸他注意身體。
他笑笑，說，“不要緊”。
又過了一些時候，時間我記不準确了，大約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總之是在“四人幫”活動猖獗的時期，一天上午我在××室四樓學習，開始時學習組長講了幾件事情，其中的一件是關于滿濤的。
據說滿濤原來給定為“胡風分子”，應當接受監督勞動，當時由于疏忽沒有照辦，但是二十年來他表現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監督勞動了。
不過據某某機關說這項“反革命”帽子是張春橋領導的十人小組給戴上的，不能變動，應當拿他當反革命分子看待，剝奪他的政治權利，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我一下子發愣了。
哪裡會有這種道理？二十年很好的表現換來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就隻因為當初給張春橋領導的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