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成“胡風分子”。
我又想:滿濤怎麼受得了?!然而沒有人出來發表意見。
我那時還是一個不戴帽的“反革命”,雖然已經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學習會上心驚肉跳,坐立不安,隻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講一句真話。
而且我知道我們的學習組長的想法不會跟我的相差多遠,即使是他,他也不敢公開懷疑某某機關的解釋。
這以後我就沒有再看見滿濤,隻有一次學習結束我下樓,在樓梯口遇見他,我想打個招呼,他埋着頭走開了。
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忽然要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又無法向人打聽。
後來我無意間聽人說,這裡的負責人看見滿濤态度好,工作積極,想給他摘掉“胡風分子”的帽子,就打了報告到上級和某某機關去請示,萬萬想不到會得到那樣的答複。
這可能是一種誤會吧。
但是這裡的負責人卻不敢再打報告上去說明原意,或者要求寬大。
于是大家将錯就錯,讓滿濤一夜之間平白無故地給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
我不聲不響,又似怪非怪。
我當時正在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書中就有與這類似的記載,可見“四人幫”幹的是沙皇幹慣了的事情,但是包括我在内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發表不同的意見,講一講道理,好像大家都喪失了理智。
然而事情并沒有結束。
不久毛主席逝世了,我們都到出版社的大禮堂去參加了吊唁活動。
過兩三天在我們的學習會上,組長宣布室裡要開批判滿濤翻案的小型會議,每個學習小組派兩個代表參加。
關于翻案的解釋,據說我們出去參加吊唁活動的時候,滿濤給叫到××室來由留守的工宣隊老師傅監督并訓話,滿濤當時就說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會亂說亂動”。
這便構成了他的所謂翻案的罪行。
這樣荒唐的邏輯,這樣奇怪的法律,我太熟悉了!造反派使我有了夠多的經驗,我當然不會再相信他們。
但是我仍然一聲不響,埋着頭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暗暗地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惟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燒身。
我隻是小心地保護自己,一點也未盡到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所應盡的職責。
幸而下一個月“四人幫”就給粉碎了,否則誰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總之滿濤給保全下來了。
他在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大的損害。
有一個時期人們甚至忘記給被冤屈者雪枉,為受害者治傷。
但是這一切并不曾減少滿濤的工作的積極性。
用“積極性”這樣的字眼并不能恰當地說明他的心願和心情。
人多麼願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别林斯基……在等待他。
他已經浪費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啊。
他本來可以翻譯很多的書。
但是留給他的時間太少了。
就隻有短短的兩年!他死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我到龍華公墓參加了他的追悼會,見到不少的熟人。
這追悼會也就是平反會,死者的冤屈終于得到昭雪
。
在靈堂内外我沒有講一句話。
肅立在靈前默哀的時候,我仿佛重見滿濤同志笑臉相迎的情景。
望着他的遺像,我感到慚愧。
我想人都是要死的,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活着不能多做自己想做的工作。
滿濤同志遭遇不幸的時候,我沒有支持他,沒有出來說一句公道話,隻是冷眼旁觀,對他的不幸我不能說個人毫無責任。
三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八、九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