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說真話，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有人說現在的确有要求講真話的必要，也有人認為現在并不存在說真話的問題。
我雖然幾次大聲疾呼，但我的意見不過是一家之言，我也隻是以說真話為自己晚年奮鬥的目标。
說真話不應當是艱難的事情。
我所謂真話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話。
自己想什麼就講什麼；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說——這就是說真話。
你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意見，講出來讓
大家了解你。
倘使意見相同，那就在一起作進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見不同，就進行認真讨論，探求一個是非。
這樣做有什麼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經這樣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這樣。
我隻能講我自己。
在我知道話有真假之分的時候，我就開始對私塾老師、對父母不說真話。
對父母我講假話不多，因為他們不大管我，更難得打我。
我父親從未打過我，所以我常說他們對我是“無為而治”。
他們對我親切、關心而且信任。
我至今還記得一件事情。
有一年春節前不久，我和幾個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師提前兩天放年假，老師對我父親講了。
父親告訴母親，母親就說：“老四不會在裡頭。
”我剛剛走進房間，聽見這句話連忙轉身溜走了。
母親去世時我不滿十歲，這是十歲以前的事。
幾十年來我經常想起它，這是對我最好的教育，比闆子、鞭子強得多：不能辜負别人的信任。
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負了讀者們的信任。
對私塾老師我很少講真話。
因為一，他們經常用闆子打學生；二，他們隻要聽他們愛聽的話。
你要聽什麼，我們就講什麼。
編造假話容易讨老師喜歡，讨好老師容易得到表揚。
對不懂事的孩子來說，這樣混日子比較輕松愉快。
我不斷地探索講假話的根源，根據個人的經驗，假話就是從闆子下面出來的。
近年來我在熒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裝的地方戲，戲中常有縣官審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
關于這個我也有個人的見聞。
我六七歲時我父親在廣元縣做縣官，他在二堂審案，我有空就跑去“旁聽”。
我不站在顯著的地方，他也不來幹涉。
他和戲裡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認罪行，就喊“打”。
有時一打“犯人”就招；有時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
闆子分寬窄兩種，稱為“大闆子”和“小闆子”。
此外父親還用過一種刑罰，叫做“跪擡盒”，讓“犯人”跪在擡盒裡，膝下放一盤鐵鍊，兩手給拉直伸進兩個平時放擡杆的洞裡。
這刑罰比打小闆子厲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殺豬似的叫起來。
我不曾見父親審過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
父親就隻做過兩年縣官，但這兩年的經驗使我終生厭惡體刑，不僅對體刑，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感到厭惡。
古語說，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麼壓迫下面哪裡會有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