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了出版官。
前些時候一個在出版社工作的親戚告訴我，有人誇獎他們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
他似乎欣賞這種說法，我就半開玩笑地說：“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這說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關系中，有什麼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過去搞出版工作，編叢書，就依靠兩種人：作者和讀者。
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讀者不買我編的書，我就無法編下去。
我并不怕失業，因為這是義務勞動。
不過能不能把一項工作做好，有關一個人的信用。
我生活在“個人奮鬥”的時代，不能不無休止地奮鬥，而搞好和作家和讀者的關系也就是我的奮鬥的項目之一，因此我常常開玩笑說：“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我口裡這麼說，心裡也這麼想，工作的時候我一直記住這兩種人。
盡管我所服務的那個出版社并不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來他們的手稿，新出現的青年作家也讓我編選他們的作品。
我從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個時候出版社少有人關心。
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領工資的機會。
盡管在學識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點，但是我有一種不錯的想法：編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編輯同作家應當成為密切合作的朋友。
我不能說我已經辦到了。
但是我經常意識到我和作家們走向同一個目标。
我們工作，隻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一點文化積累的事情。
這不是自我吹噓，十幾年中間經過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幾百種書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
它們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作為一個民族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奮鬥的文獻，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誰也抹煞不了的。
這說明即使像我這樣不夠格的編輯，隻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
那麼即使終生默默無聞，堅守着編輯的崗位認真地工作，有一天也會看到個人生命的開花結果。
我并不因為自己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感到後悔，我覺得慚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負責編輯、看過校樣的書稿印出來後錯字不少，越是後期出的書，錯字越多。
對作者和對讀者我都感到歉意。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
回過頭去，倘使能夠從頭再走一遍幾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願意，而且一定要認真地、踏實地舉步向前。
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多想到别人，少想到自己，便可以少犯錯誤。
我本來可以做一個較好的編輯，但是現在已經遲了。
然而我對文藝編輯出版的工作還是有感情的。
我羨慕今天還在這個崗位上勤奮工作的同志，他們生活在新的時代，他們有很好的工作條件，他們有機會接近作者和讀者，他們編輯出版的書受到廣泛的歡迎，一版就是幾萬、幾十萬冊。
寒風吹得木屋顫搖、在一盞煤油燈下看校樣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丢掉全部書物倉皇逃命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他們不可能懂得我過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過去的甘苦。
我那個時代早已結束了。
現在是高速度的時代。
三十年不過一瞬間。
一家出版社度過三十年并不難，隻是在一切都在飛奔的時代中再要順利地度過三十年就不太容易了。
現在不是多聽好話的時候。
“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振興中華”的兩面大旗在我們頭上迎風飄揚。
但是真正鼓舞人們奮勇前進的并不是标語口号，而是充實的、具體的内容。
沒有過去的文化積累，沒有新的文化積累，沒有出色的學術著作，沒有優秀的文藝作品，所謂精神文明隻是一句空話。
要提供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适應的充實的内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責任。
我相信他們今後會滿足人民群衆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
慶祝三十歲生日，總結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不用說是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
我寫不出賀詞，隻好借用去年七月中說過的話表示自己的心情：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别的話可說了。
五月二十七日寫完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四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