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巴黎戴高樂機場，民航班機提前半個小時着陸，我也提前離開機場，因此沒有能見到專程來迎接我們的法中友協的一位負責人貝熱隆先生。
貝熱隆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兩年前我們到法國訪問就受到他熱情的接待，他為我們安排整個日程，陪着我們從巴黎到尼斯、去馬賽、訪裡昂。
我還記得有天下午我在巴黎鳳凰書店同讀者見面，為他們在我的作品上面簽名，書是新近在巴黎發行的，也有一些來自北京，還有一些從香港運來。
我見到不少年輕的面孔，似親近，又像陌生。
年輕人都講着我熟悉的語言，雖然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遭遇。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我的心和他們的心貼近了，我輕快地寫着自己的名字，仿佛他們是我的親友。
貝熱隆先生是這家出售中國圖書的書店店主，他了解我的心情，他為我的忙碌高興，他還在旁邊插話介紹我在法國訪問的日程。
這些年輕人大都是常來的顧客，他們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譯本《家》搬光了。
這一個小時過得多麼快！朋友們催我走，我的心卻願意留在讀者們的中間。
分别的時候那個在北京學過漢語的女店員緊緊握着我的手，激動地說：“請再來！”我笑着回答：“我一定來。
”鳳凰書店的名字從此印在我的心上。
我萬萬想不到一年以後我會在法國報紙上看到鳳凰書店被人破壞的消息：店面焚毀，店員受傷，剪報是尼斯的法國朋友寄來的。
我立刻想到貝熱隆先生，這對他該是多大的打擊。
我托人發去了慰問的電報。
又過了一年多，一直到這次動身的前夕，我才知道書店已經恢複，由貝熱隆先生繼續負責。
我多麼想同貝熱隆先生見面，并且在複興的鳳凰書店暢談。
這是我三訪巴黎的一個心願。
願望終于成了現實。
盡管那個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書店裡仍然有不少的讀者。
貝熱隆先生發出爽朗的笑聲在店門口迎接我們。
看到他的笑臉，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撲了過去。
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
他無恙，我也活着，書店比兩年前更興旺，書也似乎多了些。
我又聽見貝熱隆先生的響亮的聲音，他不休止地談論中法人民的友情。
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書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我寫字吃力，卻并不感到疲勞，我又看見那些講着我熟悉的語言的年輕人，也可以說我又見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
我在書店裡又待了一個小時，告别前我還和店員們在門前照了相。
我感到遺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傷的女店員到北京訪問去了，我沒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問。
但是在書店裡我意外地見到車夫人，兩年前在尼斯殷勤接待我們的女主人，她剛剛訪問了中國回來就趕到書店來同我們相見，她還帶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複仇》，薄薄的一本書，上面似乎還留着二十年代一個中國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我不再是那個在盧騷（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輕學生了，我有了這麼多的朋友，我感激地為她簽了名，題了字。
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拜訪馬紀樵夫人，她是法中友協的另一位負責人，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訪問巴黎曾受到她的親切接待。
她經常開着小車到旅館來接我出去進行參觀活動。
這一次我沒有看見她，問起來才知道她傷了腳在家休養，又聽說她在寫一本關于中國農村的書，她曾在我國北方農村做過幾次調查。
馬夫人住在郊外的一所整潔的公寓裡，他們夫婦在家中等待我們。
夫人的傷已經好多了，她的情緒很高，賓主坐下互相問好之後我們又開始坦率交談。
我很想知道法國知識界的情況，主人談了她的一些看法。
正直，善良，真誠，坦率，喜歡獨立思考……二十年代我見到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
今天，服裝略有改變，談吐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面貌變化不大。
我會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