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撲了過去。
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
他無恙，我也活着，書店比兩年前更興旺，書也似乎多了些。
我又聽見貝熱隆先生的響亮的聲音，他不休止地談論中法人民的友情。
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書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我寫字吃力，卻并不感到疲勞，我又看見那些講着我熟悉的語言的年輕人，也可以說我又見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
我在書店裡又待了一個小時，告别前我還和店員們在門前照了相。
我感到遺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傷的女店員到北京訪問去了，我沒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問。
但是在書店裡我意外地見到車夫人，兩年前在尼斯殷勤接待我們的女主人，她剛剛訪問了中國回來就趕到書店來同我們相見，她還帶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複仇》，薄薄的一本書，上面似乎還留着二十年代一個中國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我不再是那個在盧騷（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輕學生了，我有了這麼多的朋友，我感激地為她簽了名，題了字。
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拜訪馬紀樵夫人，她是法中友協的另一位負責人，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訪問巴黎曾受到她的親切接待。
她經常開着小車到旅館來接我出去進行參觀活動。
這一次我沒有看見她，問起來才知道她傷了腳在家休養，又聽說她在寫一本關于中國農村的書，她曾在我國北方農村做過幾次調查。
馬夫人住在郊外的一所整潔的公寓裡，他們夫婦在家中等待我們。
夫人的傷已經好多了，她的情緒很高，賓主坐下互相問好之後我們又開始坦率交談。
我很想知道法國知識界的情況，主人談了她的一些看法。
正直，善良，真誠，坦率，喜歡獨立思考……二十年代我見到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
今天，服裝略有改變，談吐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面貌變化不大。
我會見新朋友或者舊相識，談起來，即使有分歧，他們甚或發表尖銳的意見，可是我看得出他們是懷着友情來接近我們的。
有些人對政治興趣不大，卻希望多了解新中國，願意同我們交朋友。
法國人是好客的民族，二十年代中我就在巴黎遇見從世界各地來的流亡者。
拜訪馬夫人的前一天，我們幾個人在一家中國飯館吃中飯。
店主是從柬埔寨出來的華僑難民，他告訴我們法國人對外國僑民并不歧視。
我三次訪法，盡管中國的地位增高，盡管我的年紀增長，盡管我停留的時間很短，可是我仿佛回到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地方。
法國人還是那樣友好，那樣熱情，那樣真誠，那樣坦率。
我特别喜歡他們的坦率，我回國以後讀到一位巴黎朋友發表的文章，是他自己寄給我的，談到某一件事，我在巴黎答複記者說我不知道，而那位朋友卻認為我一定知道，因此将我挖苦幾句。
他的坦率并不使我生氣。
朋友間隻有講真話才能加深相互了解，加深友情。
有些人過分重視禮貌，在朋友面前有話不講，隻高興聽别人的好話，看别人的笑臉，這樣交不上好朋友。
别人不了解我并不等于反對我，事情終于會解釋明白，有理可以走遍天下。
他要是不能說服我，我決不會認錯。
我并沒有健忘症，我沒有什麼把柄讓人抓住，因此讀到挖苦的文章我并不臉紅。
我這次到巴黎是來參加國際筆會的裡昂大會。
大會在裡昂開幕，在巴黎閉幕，一共舉行了五天。
這是第四十五屆的國際大會了，但在我看來它隻是個開端。
對國際筆會我個人有特殊的看法：它應當成為世界作家的講壇，它應當成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國際文化的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
這是理想，這是目标，我以為它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這個意見，反正這是長遠的事情，今後還有不少讨論它的機會。
五月三十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九、十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