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我為《寒夜》——挪威文譯本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小說《寒夜》已經被譯成挪威文，友人葉君健問我是否願意為這個新譯本寫序，我當然願意。
《寒夜》脫稿于一九四六年的最後一天。
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閱自己的《文集》時，我又把全書修改了一遍。
一個多月前我新編自己的《選集》（十卷本），又一次讀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樣激動。
我不能不想到自己過去常說的一句話：“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
”我仿佛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慶了。
我當時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國路上一座破破爛爛的炸後修複的“大樓”。
我四周的建築物、街道、人同市聲就和小說中的一樣。
那些年我經常兼做校對的工作，不過我靠稿費生活，比汪文宣的情況好一些。
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寫汪文宣的時候也放進了一些自己的東西。
最近三四年來我幾次對人說，要是我沒有走上文學道路（我由于偶然的機會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樣的結局。
我的一個哥哥和幾個朋友都死于肺結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過着相當悲慘的生活。
在戰時的重慶和其他所謂“大後方”，知識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艱苦的。
小說裡的描寫并沒有一點誇張。
我要寫真實，而且也隻能寫真實。
我心中充滿悲憤。
我不想為自己增添榮譽，我要為受難人鳴冤叫屈。
我說，我要控訴。
的确，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提出了控訴（J’accuse）。
我不是在鞭撻這個忠厚老實、逆來順受的讀書人，我是在控訴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個“斯文掃地”的社會。
寫完了《寒夜》，我有一種輕松的感覺，我把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徹底地否定了。
關于《寒夜》，過去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悲觀絕望的書；一說是充滿希望的書，我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可以說是常常跟着評論家走。
現在我頭腦清醒多了。
我要說它是一本充滿希望的書，因為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
究竟怎樣，挪威的讀者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我很高興挪威的讀者通過我的小說接觸到我國舊知識分子正直善良的心靈，了解他們過去艱苦的生活和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
互相了解是增進人民友誼的最好手段，倘使我的小說能夠在這方面起一些作用，那我就十分滿意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三十日
序言寫到這裡為止，想說的話本來很多，但在一篇序文裡也沒有說盡的必要，留點餘地讓讀者自己想想也是好的。
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識分子講話。
在一九四三年寫的《火》第三部裡面，我就替大學教授打過抱不平。
小說裡有這樣一段話：“現在做個教授也實在太苦了，靠那點薪水養活一家人，連飯也吃不飽，哪裡還有精神做學問？我們剛才碰見曆史系的高君允提個籃子在買菜，臉黃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裝，真像上海的小癟三。
”昆明的大學生背後這樣地議論他們的老師，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學生看不起老師，因為他們會跑單幫，做生意，囤積居奇，賺大錢，老師都是些書呆子，不會做這種事。
在那個社會知識無用，金錢萬能，許多人做着發财的美夢，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溫飽。
錢可以賺來更多的錢，書卻常常給人帶來不幸。
在《寒夜》中我寫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慶的一些事情。
當時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隻要沒有實權，靠正當收入過日子，也談不到舒适。
我有幾個朋友在國民黨的行政院當參事或者其他機關擔任類似的職務或名義，幾個人合租了一座危樓（前院炸掉了，剩下後院一座樓房）。
我住在郊外，有時進城過夜，就住在他們那裡，樓房的底層也受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