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的損害，他們全住在樓上。
我在那裡吃過一頓飯，吃的平價米還是靠他們的“特權”買來的，售價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來難下咽。
這些販賣知識、給别人用來裝飾門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槍杆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實權的大官相比，他們也隻是勉強活下去，不會受凍挨餓罷了。
那幾年在抗戰的大後方，我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這樣：知識分子受苦，知識受到輕視。
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負，生活也越苦。
人有見識、有是非觀念，不肯随波逐流，會處處受歧視。
愛說真話常常被認為喜歡發牢騷，更容易受排擠，遭冷落。
在那樣的社會裡我能夠活下去，因為（一）我拼命寫作，（二）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沒有家庭的拖累。
結婚時我們不曾請一桌客，買一件家具，婚後隻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飯。
沒有人譏笑我們寒伧，反正社會瞧不起我們，讓我們自生自滅，好像它不需要我們一樣。
幸而我并不看輕自己，我堅持奮鬥。
我也不看輕知識，我不斷地積累知識。
我用知識作武器在舊社會進行鬥争。
有一段長時期汪文宣那樣的命運像一團黑影一直在我的頭上盤旋。
我沒有屈服。
我寫《寒夜》，也是在進行鬥争，我為着自己的生存在掙紮。
我并沒有把握取得勝利，但是我知道要是松一口氣放棄了鬥争，我就會落進黑暗的深淵。
說句心裡話，寫了這本小說，我首先挽救了自己。
輕視文化、輕視知識的舊社會終于結束了，我卻活到現在，見到了光明。
在三十年代我也寫過一些關于中國知識分子不幸遭遇的短篇，如《愛的十字架》、《春雨》等。
但是我還寫過批判、鞭撻知識分子的小說如《知識階級》、《沉落》，就隻這兩篇，目标都是對準當時北平的準備做官的少數教授們。
我寫《沉落》，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把稿子交給河清（即黃源，他幫助鄭振铎和傅東華編輯《文學》月刊）後不久，我就到日本去了。
我的一個好朋友讀了我的小說很生氣，從北平寫長信來批評我。
他嚴厲地責問我：寫文章難道是為着洩氣（發洩氣憤）？！我把他的勸告原封退還，在橫濱寫了一篇散文答複他，散文的标題也是《沉落》。
在文章裡我說，我“所攻擊的是一種傾向，一種風氣：這風氣，這傾向正是把我們民族推到深淵裡去的努力之一”。
但是我不曾說明，小說中的那位教授是有所指的，指一位當時北平知識界的“領袖人物”。
我并未揭發他的“隐私”，小說中也沒有什麼“影射”的情節，我隻是把他作為“一種傾向、一種風氣”的代表人物來批判，進一番勸告。
他本人當然聽不進我這種勸告。
我那位好友也不會被我說服。
我記得我們還通過長信進行辯論，誰也不肯認輸。
不過這辯論并沒有損害我們之間的友誼。
後來我的小說給編進集子在讀者中間繼續流傳，朋友對我也采取了寬大的态度。
至于小說中的主人公，他繼續“沉落”下去。
不過幾年他做了漢奸。
再過幾年，他被判刑、坐牢。
我曾經喜歡過他的散文，搜集了不少他的集子，其中一部分還保存在我的書櫥裡。
但是對于我他隻是黑暗深淵裡的一個鬼魂。
我常常想，人為什麼要這樣糟蹋自己？！但“沉落”下去的畢竟是極少數的人。
這“沉落”的路當然不會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經過了八年的抗戰，我們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是經受得住這血和火的考驗的。
即使是可憐的小人物汪文宣吧，他受盡了那麼難熬的痛苦，也不曾出賣靈魂。
關于中國知識分子，以後有機會我還想談一談，現在用不着多講了。
中國人民永遠忘記不了聞一多教授。
六月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十八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