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想象到的：家中并不寬裕，籌款困難，借債利息太高，等等，等等。
他的話我聽不進去，我繼續寫信要求。
大哥心軟，不願一口拒絕，要三哥勸我推遲赴法行期兩三年。
我當時很固執，不肯讓步。
三哥寫過兩封信勸我多加考慮，要我體諒大哥的處境和苦衷。
我堅持要走。
大哥後來表示願意籌款，隻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談談，讓我們了解家中經濟情況。
這倒叫三哥為難了。
我們兩個都不願回家。
我擔心大家庭人多議論多，會改變大哥的決定。
三哥想，出外三年，成績不大，還不如把旅行的時間花在念書上面，因此他支持我的意見。
最後大哥彙了錢給我。
我委托上海環球學生會辦好出國手續，領到護照，買到船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坐海輪離開了上海。
出發前夕，我收到三哥的信（這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寫道：
你這次動身，我不能來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攝。
以後你應當多寫信來，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寫得越詳越好。
你自來性子很執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應當好好的處，不要得罪人使人難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
××兄年長、經驗足，你遇事最好虛心請教。
你到法國後應當以讀書為重，外事少管，因為做事的機會将來很多，而讀書的機會卻隻有現在很短的時間。
對你自己的身體也應當特别注意，有暇不妨多運動，免得生病……
這些話并不是我當時容易聽得進去的。
二
以上的話全寫在我住院以前。
腿傷以後，我就不可能再寫下去了。
但是在我的腦子裡哥哥的形象仍然時常出現。
我也想到有關他的種種往事，有些想過就不再記起，有些不斷地往來我的眼前。
我有一種感覺：他一直在我的身邊。
于是我找出八個月前中斷的舊稿繼續寫下去。
……我去法國，我跟三哥越離越遠，來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來到巴黎接觸各種新的事物。
他在國内也變換了新的環境。
他到了北平轉學燕京大學。
我也移居沙多—吉裡小城過隐居似的學習和寫作的生活。
家中發生困難，不能彙款接濟，我便靠譯書換取稿費度日，在沙多—吉裡城拉封丹中學寄食寄宿，收費很少。
有一個住在舊金山的華僑工人鐘時偶爾也寄錢幫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國的路費就是他彙給我的。
我回國後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況比我想象的差得多。
他不單是一個“苦學生”，除了念書他還做别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學家中當同學弟弟的家庭教師，領一點薪金來繳納學費和維持生活。
他從來沒有向人訴苦，也不悲觀，他的學習成績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來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幾個親戚來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義約三哥到上海一晤。
他沒有來，因為他在暑假期間要給同學的弟弟補習功課。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決，本來我應當向大哥提出給他彙寄路費的事。
總之，他錯過了同大哥見面的機會。
一九三○年他終于在燕京大學畢了業，考進了南開中學做英語教師。
他在燕京大學學習了兩個科目：英語和英語教學，因此教英語他很有興趣。
他借了債，做了兩套西裝，“走馬上任”。
作為教師，他做出了成績，他努力工作，跟同學們交了朋友。
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為他高興。
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災禍來了，大哥因破産自殺，留下一個破碎的家。
我和三哥都收到從成都發來的電報。
他主動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擔子需要人來挑，就讓他來挑吧。
他答應按月寄款回家，從來不曾失過信，一直到抗戰爆發的時候。
去年我的侄兒還回憶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彙款的情況。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從天津來看我，我拉他同去遊了西湖，然後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樣，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車。
我們在一起沒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
我的小說《激流》早已在上海《時報》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對“家”的看法。
我說，我不願意為家庭放棄自己的主張。
他卻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擔子，我當時也想象得到他承擔了多大的犧牲。
後來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學校裡小住三次。
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學季刊社，他也來看過我。
同他接觸較多，了解也較深，我才知道我過去所想象的實在很淺。
他不單是承擔了大的犧牲，應當說，他放棄了自己的一切。
他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