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沉重的（對他說來是相當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麼困難！他毫不後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
他甘心做一個窮教員，安分守己，認真工作。
看電影是他惟一的娛樂；青年學生是他的忠實朋友，他為他們花費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輕時候的勇氣和銳氣完全消失了。
他是那麼善良，那麼純真。
他不願意傷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過愛情，他總是認為自己窮，沒有條件組織美滿的小家庭，不能使對方幸福。
三十年代我們在北平見面，他從天津來參加一位同學妹妹的婚禮。
這位女士我也見過，是一個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别是同她和她的哥哥。
她的父母給她找了對象，訂了婚，卻不如意，她很痛苦，經過兄妹努力奮鬥（三哥也在旁邊鼓勵他們），婚約終于解除。
三哥很有機會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會同意婚約，看不上他這樣一個窮女婿。
總之，他什麼也沒有表示。
姑娘後來另外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男人訂了婚。
至于三哥，他可能帶着苦笑地想，我早已放棄一切了。
我可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啊！
他去“賀喜”之前，那天在文學季刊社同我閑聊了兩三個小時，他談得不多。
送他出門，我心裡難過。
我望着他的背影，雖然西服整潔，但他顯得多麼孤寂，多麼衰老！
三
一九三九年我從桂林回上海，準備住一個時期，寫完長篇小說《秋》。
我約三哥來上海同住，他起初還在考慮，後來忽然離開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來了。
事前他不曾來過一封信。
我還記得中秋節那天下午聽見他在窗下喚我，我伸出頭去，看見一張黑瘦的面孔，我幾乎不相信會是他。
他就這樣在上海住下來。
我們同住在霞飛坊（淮海坊）朋友的家裡，我住三樓，他住在三樓亭子間。
我已經開始了《秋》，他是第一個讀者，我每寫成一章就讓他先看并給我提意見。
不久他動手翻譯俄國岡查羅夫的小說《懸崖》，也常常問我對譯文的看法。
他翻譯《懸崖》所根據的英、法文譯本都是我拿給他的。
我不知道英譯本也是節譯本，而且删節很多。
這說明我讀書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對任意删改别人的著作，卻推薦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說，浪費他的時間。
雖然節譯本《懸崖》還是值得一讀，他的譯文也并不錯，但想起這件事，我總感到内疚。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後我動身去昆明，讓他留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幾本西方文學名著。
我同他一塊兒在上海過了十個月，仿佛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還沒有結婚，蕭珊在昆明念書，他仍是孤零零一個人。
一個星期裡我們總要一起去三四次電影院，也從不放過工部局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
我們也喜歡同逛舊書店。
我同他談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觸到他的内心深處。
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聲言笑，但是對孩子們、對年輕的學生還是十分友好，對翻譯工作還是非常認真。
當時我并沒有想到，現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責備自己關心他實在不夠。
他究竟有什麼心事，連他有些什麼朋友，我完全不知道。
離開上海時我把他托給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陸蠡，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人。
他們兩位在浦江岸上望着直航海防的輪船不住地揮手。
他們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還送到昆明。
這以後我見到更多的人，接觸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終未斷。
這些信一封也沒有能留下來，我無法在這裡講一講三哥在上海的情況。
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剛在那裡定居下來，太平洋戰争爆發，上海的消息一下子完全斷絕了。
日本軍人占領了上海的“租界”，到處捉人，文化人處境十分危險。
我四處打聽，得不到一點真實的消息。
謠言很多，令人不安。
聽說陸蠡給捉進了日本憲兵隊，也不知是真是假。
過了一個較長的時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隻是報告平安，但從字裡行間也看得出日軍鐵蹄下文化人的生活。
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當久，終于到了我眼前。
我等待着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離開了桂林，以後也沒有能回去。
我和蕭珊在貴陽旅行結婚，同住在重慶。
在重慶我們迎接到“勝利”。
我打電報到上海，三哥回電說他大病初愈，陸蠡下落不明，要我馬上去滬。
我各處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