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科學家匡達人同志對我談起她的父親，我說我打算寫一篇懷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着。
一年過去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其實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寫這篇文章。
那時我剛從廣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經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國的夢》）裡加了這樣的一段話：
對于這個我所敬愛的人的死，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表示我的悲痛。
他的最後是很可怕的。
他在醫生的絕望的宣告下面，躺在醫院裡等死，竟然過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許多人的眼淚都不能夠挽救他。
《南國的夢》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遊記《旅途随筆》裡面，是我初到廣州時寫成的。
這年春天我離開上海前曾經去醫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家私人醫院，我到了那間單人病房，連談話的機會也沒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說是腸癌，動過手術，效果不好。
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淚，我不敢多看他那張帶着痛苦表情的瘦臉，我知道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我咬着嘴唇，輕輕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們走出了醫院。
在廣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
我什麼表示也沒有，隻是空下來和一位廣東朋友在一起，我們總要談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并不熟，我同他見面較晚也較少。
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學生或崇拜者，他們常常用敬愛的語氣談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
我最初隻知道他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英雄，後來才了解他是一位把畢生精力貢獻給青年教育的好教師，一位有理想、有幹勁、為國為民的教育家。
他隻活了四十二歲，是為了他和朋友們創辦的立達學園獻出自己生命的。
我沒有在立達學園待過，但我當時正住在那位廣東朋友創辦的“鄉村師範”裡，跟教師和同學們一起生活。
學校設在小山腳下三座并排的舊祠堂内，像一個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創造出四周美麗的環境，用年輕的歌聲增添了快樂的氣氛。
我作為客人住了五天，始終忘記不了在這裡見到的獻身的精神、真誠的友情、堅定的信仰和樂觀的态度，我和廣東朋友談起，說了幾句贊美的話。
他說：“我是匡先生的學生，不過照他培養人、教育人的思想辦事。
”我說：“要是他來看一看多好！”廣東朋友歎息說：“不可能了。
不過他的思想會鼓勵我們。
”他含着眼淚加一句：“我們一定要把學校辦好。
”
我相信他的決心。
我想到在上海醫院裡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興奮起來：“隻要思想活着，開花結果，生命就不會結束。
”我卻沒有料到兩年後，這個師範學校由于省教育當局的幹涉停辦了。
互生先生生活簡樸。
他的家我去過一次，是一個安徽朋友帶我去的。
房裡陳設簡單。
學生們常來找他談話。
他對他們講話，親切、詳細。
我在旁邊也感覺到這是一位好心的教師，又像是一位和藹的長兄。
那兩天我剛剛聽到關于他對待小偷的故事，學校廚房捉到偷煤的賊，送到他那裡，他對小偷談了一陣，給了兩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