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走了，勸“他”拿這筆錢去做小生意。
又有一回學生宿舍捉住一個穿西裝的賊，他讓賊坐下來，同“他”長談，了解“他”的生活情況，好好地開導“他”，後來還給“他”介紹工作。
他常說：“不要緊，他們會改好的。
”我和幾個朋友都贊成他這種做法，但是我們佩服他的改造人們靈魂的決心和信心。
他從不講空話，總是以身作則開導别人。
立達學園不是他一個人創辦的，可是他一個人守着崗位堅持到底。
有一個學期他為學校經費到處奔走。
我去過他的家不多久，那裡就被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毀掉了，學校也隻剩了一個空架子。
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争中的事。
停戰後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灣看立達學園的舊址，屋頂沒有了，在一間屋子裡斜立着一顆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彈，在另一處我看見一隻被狗吃剩了的人腿。
我這次到江灣是來找尋侵略戰争的遺迹；互生先生卻是來準備落實重建學園的計劃。
學校重建起來，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經熬盡。
學園七月恢複，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腸癌進醫院動手術，他起初不肯就醫，把病給耽誤了。
開刀後，效果也不好。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願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錢。
我還記得在上海開明書店發行的《中學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讀到一篇贊美互生先生的短評，說他為學校籌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馬路上被車（人力車吧）撞倒，給送進醫院診治。
醫生要他每天喝點白蘭地。
他離開醫院後，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蘭地，花去八角。
他說：“我哪裡有錢吃這樣貴重的東西？錢是學校需要的。
”他以後就不再去喝白蘭地了。
手邊沒有《中學生》，我隻記得短文的大意。
但我忘不了他那為公忘私的精神。
我把他當做照亮我前進道路的一盞燈。
燈滅了，我感到損失，我感到悲痛。
還有一件事情。
“一·二八”戰争爆發後，我從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戰區，隻好在兩位留日歸來的朋友的住處借宿。
後來我在環龍路一家公寓裡租到一間屋子，那兩位朋友也準備搬家。
沒有想到過兩天那位姓黃的朋友忽然來說，姓伍的朋友讓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
我弄清楚了情況，原來伍到他友人林的住處去洗澡，剛巧法國巡捕因“共産黨嫌疑”來逮捕林的朋友鄭，結果把三個人都捉走了。
朋友們到處打聽，托人設法，毫無用處，我們拿不出錢行賄。
有個朋友提起匡互生，我們就去找他。
他一口答應，他認識國民黨“元老”李石曾，馬上找李寫了一封保證無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響。
一天大清早有人來叩我的房門，原來是互生先生。
他進了房，從公文包裡掏出李的信，拿給我看，一面說：“信裡隻有兩個名字，對姓鄭的不利。
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寫進去。
那麼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
”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來。
不用說，被捕的人都給保釋出來了。
朋友伍今天還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沒有忘記五十年前的這件事情。
八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