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仲賢先生把他寫的訪問記的剪報寄給我，我讀了兩遍，想起了一些事情。
“編譯室”樓上的學習，北京某招待所樓下的長談，我都還記得。
我不把他看做一個記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讀他的文章，我感到親切。
不過他同我接觸不夠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
我随便談一兩件，例如我和其他幾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隻是為了實現“四人幫”“砸爛作家協會”的陰謀；另一方面又做給人們看：對我這個人他們也落實政策，讓我有工作做。
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這之前我們在巨鹿路作家協會舊址學習。
作協的名稱已經取消，合并到“文化系統四連”裡，當時常有小道消息說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許會放我回家，因為我已年過七十，“文革”以前我并不在作協上班，也未拿過工資，我又無一技之長，隻有一點虛名，“文革”期間連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說我是一隻“死老虎”，毫無用處。
沒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巨鹿路學習，那位工宣隊出身的四連黨支部書記在門口看見我，叫我跟他到樓下東廳裡去。
兩年前也是在這裡，他向我宣布“市的領導”決定，将我的問題“做人民内部處理，不戴帽子”。
這是“四人幫”的語言，說“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頂你自己看不見的帽子。
沒有文件，他隻是翻開一個筆記本念出幾句話。
我沒有抗議，也沒有質問，當時我仍然聽話，我想到“文革”前開了頭的《處女地》的改譯本，就說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點翻譯工作吧。
”支部書記不曾回答，但是過兩天他在學習會上向群衆宣布關于我的決定時，就加了一句：“做翻譯工作。
”我想：“也好。
”從此隻要我有空便拿出《處女地》躲在樓上小屋裡工作。
全書譯完了，支部書記也沒有查問過一句。
這次到東廳他坐下，仍然沒有文件，連筆記本也不拿出來，隻是口頭宣布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報到。
我仍然沒有抗議，不過我要求單位寫封介紹信說明我年老多病的情況。
他寫了一封短信給我。
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組織處報到，又給派去“編譯室”，“編譯室”是出版翻譯圖書的，當時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從作協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藝編輯室，我一個人卻給派到“編譯室”，這意味着把我趕出了文藝界。
拿着組織處的通知回到家裡，我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憶了過去幾年間的事情。
對“四人幫”及其招牌口号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
過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
我怎麼會是那樣的人？！我放棄了人的尊嚴和做人的權利，低頭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連不斷的抄家當做自己應得的懲罰。
想通過苦行改造自己，也隻是為了讨别人的歡心。
……我越想越後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
我下了決心：不再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别人。
第二天我去“編譯室”報到。
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見我的是一位管業務的負責人。
我便向他說明我身體虛弱不能工作，隻參加學習，一個星期來兩個半天。
他起初想說服我參加工作，我堅持有病，他終于讓步。
我就這樣進了“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