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室”。
和在“文化四連”一樣，我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單位參加學習，坐在辦公室的角落裡聽同志們“開無軌電車”，海闊天空，無所不談。
到了必須表态的時候我也會鼓起勇氣講幾句話，或者照抄報上言論，或者罵罵自己。
但在這裡我發言的機會不多。
不像在作協或者文化幹校“牛棚”，每次學習幾乎每“人”都得開口，我拙于言辭，有時全場冷靜，主持學習的人要我講話，我講了一段，就受到了圍攻，幾個小時的學習便很容易地“混”過去了。
換一個人開頭發言也一樣受圍攻，隻要容易“混”過學習時間，大家似乎都高興。
到了“編譯室”，學習時間裡氣氛不太緊張，發言也比較随便，但是我已經明白這樣耗費時間是多麼可悲的事情。
我和陳仲賢先生就是在學習會上認識的，他到“編譯室”比我遲幾個月，他經常發言，容易引起人注意，當然也有違心之論，但我覺得他是個不甘心講假話的忠厚人。
即使是這樣，我也不曾同他交談，當時多認識一個人，可能多一些麻煩，說不定旁邊有人打小報告，也有可能對方就會把你出賣。
多說一句話，也許會添一個罪名，增加别人揭發的材料。
還有一些人小心謹慎，街上遇見熟人不是轉身躲開，就是視若無睹。
陳仲賢先生說我“寓悲憤于沉默，從未說‘四人幫’一句好話”。
其實我那時還是一個孤零零的“牛鬼”。
别人害怕同我接觸，我也怕見别人。
幾年的批鬥使我習慣于“沉默”。
起初我隻有崇拜和迷信，後來對偶像逐漸幻滅，看夠了“軍代表”、“工宣隊”和造反派的表演，我認識陳仲賢先生的時候，的确有些悲憤。
但甚至在那個時候，我也講過“四人幫”的好話，不過不是當做真話講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個人崇拜，我更是心悅誠服地拜倒在“四人幫”的腳下，習慣于責罵自己、歌頌别人。
即使這是當時普遍的現象，今天對人談起“十年”的經曆，我仍然無法掩蓋自己的污點。
花言巧語給誰也增添不了光彩。
過去的事是改變不了的。
良心的責備比什麼都痛苦。
想忘記卻永遠忘不了。
隻有把心上的傷疤露出來，我才有可能得到一點安慰。
所以我應當承認，我提倡講真話還是為了自己。
最近接到友人蕭乾寄贈的《培爾·金特》，這是他翻譯的易蔔生的名劇。
這名著我幾十年前翻讀過，毫無印象。
這次看了電視錄像，又匆匆地翻讀了譯本，感受卻大不相同。
我不想在這裡談劇本，我隻說，我喜歡劇中的一句台詞：“人——要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
”說真話，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吧。
我和陳仲賢先生都離開了“編譯室”，我說不清誰先誰後，隻記得“砸爛”的作協分會複活，我也甩掉背上的包袱可以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他先後來采訪過幾次，他又回到本行做記者了。
我們談得很融洽，并無顧忌，不必掩飾自己的本來面目。
他很健談，但讀他的報道又嫌他下筆謹慎。
他多次表示要把三十年采訪的經驗寫出來，我一再給他鼓勵，我相信講真話的書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九月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