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九月訪問成都後，經上海回國。
我在上海寓中接待他，他告訴我他到過我的老家，隻看見一株枯樹和空蕩蕩的庭院。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樹。
他輕輕地撫摩着粗糙的樹皮，想象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說，是文學藝術的力量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
一九六三年我在東京到他府上拜望，我們愉快地談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
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聽說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訪問，便去北京飯店探望他們。
暢談了别後的情況。
一九八○年我四訪東京，在一個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谷飯店日本風味的小小庭院裡對談我的藝術觀和文學生活，談了整整一個上午。
那一盒錄像帶已經在我的書櫥裡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家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國後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給我寄來他那篇《尋訪巴金故居》。
讀了他的文章，我仿佛回到了離開二十幾年的故鄉。
他的眼睛替我看見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寬廣的大街，整齊的高樓……
還有那株“沒有一片葉”的枯樹。
在我的記憶裡枯樹是不存在的。
過去門房或馬房的小天井裡并沒有樹，樹可能是我走後人們才種上的，我離家整整六十年了。
幾個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過“老家”，見到了兩株大銀杏樹。
他似乎認出了舊日的馬房，但是不記得有那麼兩株銀杏。
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給我女兒送來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畫報》，上面選刊了一些四川畫家的油畫，其中一幅是賀德華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現在畫面上的正是一株樹葉黃落的老樹。
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見的“大腿粗細的枯樹”，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見的兩棵銀杏中間的一株。
腦子裡一點印象也沒有，我無法判斷。
但是我多麼想摸一下生長那樣大樹的泥土！我多麼想撫摩水上先生撫摩過的粗糙、皴裂的樹幹……
在醫院中聽說同水上先生一起訪華的佐藤純子女士又到了上海，我想起那本畫報，就讓家裡的人找出來，請佐藤女士帶給水上先生。
後來還是從佐藤女士那裡收到了水上先生第二篇《尋訪故居》文章的剪報。
我跟着水上先生的腳迹回到成都的老家，卻看不到熟悉的地方和景物。
我想起來了，一九八○年四月我在京都會見參加旅遊團剛從成都回國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給了我一疊他在我的老家拍的照片，這些照片後來在日本的《野草》雜志上發表了。
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實的東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攝下來的惟一的真實的“舊址”。
我記得它，因為我在小說《秋》裡寫淑貞跳井時就是跳進這一口井。
一九五八年我寫了關于《秋》的《創作談》，我這樣說：“隻有井是真實的東西。
它今天還在原來的地方。
前年十二月我到那裡去過一趟。
我跟那口井分别了三十三年，它還是那個老樣子。
井邊有一棵松樹，樹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們家夥夫挑水時，挂帶鈎扁擔的地方。
松樹像一位忠實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着這口老井。
”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隻有光秃秃的一口井，松樹也不知在什麼時候給砍掉了。
水上先生沒有看到井，不知是人們忘了引他去看，還是井也已經填掉。
過去的反正早已過去，舊的時代和它的遺物，就讓它們全埋葬在遺忘裡吧！
然而我還是要談談我的老家。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離開老家時，那裡沒有什麼改變：門前台階下一對大石缸，門口一條包鐵皮的木門檻，兩頭各有一隻石獅子，屋檐下一對紅紙大燈籠，門牆上一副紅底黑字的木對聯“國恩家慶，人壽年豐”。
我把這一切都寫在小說《家》裡面。
《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館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繪的，連大門上兩位“手執大刀，頂天立地的彩色門神”也是我們家原有的。
大約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時候，成都城裡修馬路，我們家的大門應當朝裡退進去若幹，門面翻修的結果，石缸、石獅子、木對聯等等都沒有了。
關于新的門面我隻看到一張不太清楚的照片，聽說大門兩旁還有商店，照片上卻看不出來。
一九三一年我開始寫《激流》，當初并沒有大的計劃。
我想一點寫一點，不知不覺地把高公館寫成我們家那個樣子，而且是我看慣了的大門翻修以前的我們的家。
從大門進去，走出門洞，下了天井；進二門，再過天井，上大廳，彎進拐門；又過内天井，上堂屋，進上房；順着左邊廂房走進過道，經過覺新的房門口，轉進裡面，一邊是花園，一邊是仆婢室和廚房，然後是克明的住房，順着三房住房的窗下，走進一道小門，便是桂堂。
竹林就在桂堂後面。
這一切全是如實的描寫。
在小說裡隻有花園是出于我的編造和想象。
我當時用我們那個老公館做背景，并非有意替它宣傳，隻是因為自己沒有精密計劃，要是腦子裡不留個模型，說不定寫到後面就忘記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