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四本《随想錄》又編成了。我把它叫做《病中集》，隻是因為收在這個集子裡面的三十篇“随想”都是在病中寫成的，其中五篇的小标題就是《病中》，而《病中（四）》和《病中（五）》還是在病房裡寫的，當然也講了些我生病和治病的情況。
我當初制訂寫作計劃相信每年可以寫出“随想”三十則。那時自己并未想到生病、摔傷以及長期住院治療等等。但這些事全發生了。我隻得擱筆。整整八個月，我除了簽名外，沒有拿筆寫過字。以後在家裡，我開始坐在縫紉機前每天寫三四行“随想”時，手中捏的圓珠筆仿佛有幾十斤重，使它移動我感到十分困難。那麼就索性扔掉筆吧。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說：“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點東西。”因此我還是咬緊牙關堅持下去，終于寫出一篇接一篇的“随想”。
有一位朋友見我寫字那樣吃力，不覺動了恻隐之心，三番五次地勸我改用口述。然而我寫文章從來不是發揮個人才智。離開了筆，單靠一張嘴，我毫無辦法：講不出來。有筆在手，即使每天隻寫一百字，花兩年工夫我也可以完成一集《随想錄》。我不靠駕馭文字的本領，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本領，我靠的是感情。對人對事我有真誠的感情。我把它們傾注在我的文章裡面，讀者們看得出來我在講真話還是在撒謊。不談過去，單說現在吧，我決不寫文章勸人“公字當頭”，而自己“一心為私”。自己不願做的事情，我也決不宣傳。我的座右銘就是：“決不舞文弄墨、盜名欺世。”不管寫什麼長短文章，我時時記住這句話。
病中寫的短文大概不會是“無病呻吟”之作吧。我寫文章并非為了消遣，也不是應酬朋友，隻是有感而發，也無非根據幾十年生活、閱讀和寫作的經驗。我雖是病人，但醫生說我的腦子清楚，沒有病态。我自己經過反複思考，也覺得我還能順着一條思路走下去，似乎尚未患老年性癡呆症，不至于信口胡說。當然，醫生講話，并非法令；自我吹噓，也不可靠，何況小道消息又傳我“風燭殘年”、“抱病在身”。有些好心人不免為我憂慮，經常來信勸我休息。我不是一個固執的人，我也知道擱筆的日子近在眼前，自然的規律不可違抗。但是人各有志，我的願望絕非“歡度晚年”。我隻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愛憎消耗幹淨，然後問心無愧地離開人世。這對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稱之為“生命的開花”。
我提到“小道消息”，近幾年來關于我流傳着各種各樣的“唧唧喳喳”，使得朋友和讀者替我擔心，為我痛苦。我曾多次要求：讓我安靜，将我忘掉。但是并沒有用。有時謠言自生自滅，有時消息越傳越多。有的完全無中生有，有的似乎又有線索。謠言傷人，鋒利勝過刀劍；隻是我年到八十，感覺越發遲鈍，不會一吓就倒，一罵就死。有時冷靜思索：為什麼我不能安靜？是不是因為我自己不肯安靜？……我想來想去，始終在似懂非懂之間。但有一點是很明确的：按原訂計劃我要編寫五冊《随想錄》，現在隻差最後的一冊，快結束了。這樣一想倒又處之泰然了。
這兩年中間除“随想”三十篇外，我隻寫過一篇短文《答井上靖先生》。我喜歡這篇書信體的文章，它表達了我對日本朋友、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真摯的感情，我将它作為附錄收進這個集子。
最後我還想講一件事。從寫第三十幾則“随想”起，我養成一種習慣，讓女兒小林做“随想”的第一個讀者，給我提意見。小林是文學刊物的編輯，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她校閱我的每一篇“随想”都認真負責，有話就講，毫不客氣。我們之間有過分歧，也有過争吵。我有時堅持，有時讓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見删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編輯《病中集》，重讀兩年來的舊作，我覺得應當感謝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議。作為年輕人，她有朝氣，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種老年人翻來覆去的唠叨。
巴金
二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廣州《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