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上月中旬帶病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學頒授的榮譽學位，受到中大師生的盛情接待，回滬後因寫字困難，過了十多天才給一位香港朋友寫了如下的信：
……我二十多年未見“香港的夜”①，這次小住十八天，仍然是為了酬答友誼。
……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年輕二十歲，那麼我可以多寫，寫盡我心中積累的感情。
……我常說，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燈。
寫作五十幾年之後我重來香港，仍然是滿目燈光。
我結交了那麼多的朋友！他們的友情溫暖了我的心。
我不能不想到他們，我不能不時時考慮怎樣償還友情的債。
即使還不清，能還多少就還多少也好。
我一生最高的目标就在于“付出”二字。
我必須用行動表示我的感激。
我今年八十。
那天在宴會上您還為這個跟我碰杯。
其實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
我時時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還應該做那麼多的事，卻隻有這麼少的時間！我還想寫那麼多的文章，一天卻隻能寫一兩百個字，有時拿起筆手抖起來，一個字也寫不好。
我着急。
然而我并不悲觀。
我寫不好，會有寫得好和寫得更好的人。
年輕人已經趕上來了。
現在和未來都是屬于他們的。
活躍的應該是他們。
當然我手中的筆也還是屬于我的，我有權、也有責任寫作到我生命的最後一息。
動身返滬的那天，在機場上見到您，我沒有講什麼。
有些感情不是能用語言表達出來的。
我隻能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
”……
二
上面的信是寫給某一個人的，話卻是對許多人講的，因為這是我心裡的話。
本來我應該給每一個朋友寫信表達我的感謝之情，可是我沒有充沛的精力，我甚至沒有保證每天工作三四個小時的健康，我隻能向疾病和幹擾奪回一分一秒。
我面前有多少必須克服的困難，但困難吓不倒我。
我耳邊仍然有各式各樣的唧唧喳喳，但任何噪音都不會使我昏迷。
從香港回來又是十八天了，我坐在二樓太陽間的書桌前，隻聽見一片“知了”聲，就是說我耳鳴相當厲害，可是我的頭腦十分清醒，我拿着筆，一邊在回憶前一個“十八天”的事情。
我很激動，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次離開香港的時候，我會像幾十年前那樣感覺到我有足夠多的勇氣和力量。
我想念風景如畫的中文大學的校園，在那裡我參加過幾次同大學師生的座談會。
我始終忘不了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個問題：“你拿着高的稿費過着優裕的生活，不知你怎樣看待你的讀者？”可能是我弄錯了，記錯了，原來的問題也許不是這樣，我的女兒小林那天也在場，她就說不是那個意思，而且當時我也不是照那個意思回答問題。
但究竟是怎樣回答的，散了會當天晚上我便說不清楚了。
我記得的隻是寫在上面的那一句話，它一直折磨着我。
我夜間因為翻身困難，睡不好覺，就常常考慮應當怎樣解答這個問題。
它已經變成我自己的問題了。
我并沒有拿高的稿酬，用不着解釋。
但我靠稿費過着比較優裕的生活，這卻也是事實。
我常說讀者養活作家，總覺得自己欠了讀者一筆債。
怎樣償還這筆債？在香港的夜裡我翻來覆去想解答這個問題，卻始終找不到滿意的答案。
我把這個問題帶回上海來了。
難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嗎？我深深體會到自己帶回來一個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
又像在三十年代那樣，我覺得一根鞭